王石：楼市一降价消费者就闹事 缘于中国同情弱者

 　王石说，近年在美国游学时，他曾担心自己会熬出抑郁症，但他也想通了很多事，例如万科要少用能人，例如在中国如何“不行贿”把生意做下去。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肖翊I摄
　　17岁参军、33岁创业、40岁公司上市、47岁飞滑翔伞、52岁登顶珠峰、54岁徒步北极、60岁海外游学。王石说，如果自己可以活到70岁，就去戈壁滩办农场。因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活得精彩”。
　　虽然他自称是个张牙舞爪的人，但即便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却仍能处之淡然。“创业那些年，压力非常大，但是睡眠一直很好，越是困难时期，睡眠越好。”然而初到哈佛游学的那段时间，王石每天都会熬夜写作业、看笔记，而且经常一熬就熬到4点。“即便强迫自己躺在床上休息，却无论怎么都睡不着。”
　　王石说，他甚至曾经担心自己会熬出抑郁症。
　　“第一学期感到脑袋累，担心自己神经衰弱，但置身学习环境中，发现封存的思维竟重新开动了，就好像给生锈的机器灌了润滑油，激发出新的活力。”王石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从2011年开始的游学经历，为他带来了一个旁观自己、旁观中国企业、旁观中国商业文化的新维度。
　　万科要少用能人
　　今年3月，王石推出他的新书《大道当然》，记录这种新的思考维度，很多年轻人追捧此书。王石在书中说，辞去总经理最初那段时间，他尝到了各种失落感。“那种感觉就好像前一天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第二天就让你拄根拐棍去公园散步。”王石说，刚卸任那几天，出于这种失落，他会在新任总经理汇报工作时，总忍不住插话、打断、干预，不知不觉扮演起“垂帘听政”的角色。
　　“到第三个星期，总经理再汇报时，我发现他眼里不再放光，看样子是想：‘与其来做汇报，还不如直接听指示。’……他很快已经没有最初的那种冲劲了……”王石在书中写道，“我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既然是自愿交权，为什么还不放心？因为觉得他们会犯错。”
　　自认从创业至今一直在犯错的王石很清楚，犯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为了让新的接班人亲自经历、进步成长，他必须彻底放手。于是，为了疏远自己和管理层的距离，王石决定离开公司登山探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去大自然创新空间来释放、折腾、证明自己”。
　　不过，王石虽然离开了公司，却坚持着“少用能人”的用人原则。
　　“虽然我自己是个能人，但我认为办企业应该少用能人。”王石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笑着解释，“什么叫能人，就是能人所不能之人。企业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急需能人，但是往往破坏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也恰好就是这个能人。”
　　“这种人作为发明家是好样的，作为创业家也会是好样的，但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却不合适，因为能人喜欢打破常规，不喜欢遵守规章制度。”王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万科的掌门人，他也曾经用过能人，但几十年来的经验告诉她，能人带给企业的杀伤力往往大于贡献。
　　“个人创业往往要充分张扬个性才有可能成功。但是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就要服从公司的统筹安排，淡化与公司整体发展不太协调的东西。”王石说。
　　楼市一降价消费者就闹事，
　　缘于中国同情弱者
　　到了哈佛以后，王石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原来所处的生活环境。“抽离出原来的环境，你会更心平气和、更理性地看待很多事情。如果说原来更多是一种着急，现在就会发觉其实中国的改变和进步已经很大。如果说原来更多的是期待从制度上有所改变，现在则学会了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索差异。”王石说。谈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王石最突出的感受在契约精神上。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中国没有契约精神。但实际上，我们不但有契约精神，还出现得很早。3000多年前的地契本身就是一种契约精神，但是我们的契约精神和西方契约精神从文化来讲有很大的差异。”王石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西方信奉在契约面前一律平等，而中国的契约精神，是基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是同情弱者，这个传统也体现在对契约的执行上。
　　“虽然契约中规定了买卖双方的价格，但它背后还会暗藏一个补偿机制，这个补偿机制不是说你如果不能履行我该怎么惩罚你，而是一旦卖方有了赎还意愿的时候，赎还的价值是原来的价值。为什么楼市一降价消费者就闹事？为什么这时政府采取的态度基本是袖手旁观？因为虽然按照契约精神来讲，买卖已经成了，但是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还有一个原则，叫做同情弱者原则。”王石说。
　　在王石看来，传统社会对心理的影响很难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失，尤其在被动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契约精神的发展并不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同步，因此很多人尝试着用传统社会的方法应付现代社会的挑战。
　　“中国人做生意，讲究先建立交情。一起喝酒、唱歌，成为熟人，彼此认可人品、价值观甚至家庭出身，那就可以一起合作了。现在很多企业家疲于应酬，甚至都没时间花在企业内部管理和战略规划上，就是因为需要维护的关系太多了。甚至对很多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能做多大，取决于企业主能维持多大的社会关系。”王石说。
　　“契约精神应该体现在现代社会交往的各个层面，自由个体之间自愿签订的契约，就是一份需要每个签署人遵守的神圣约定。这份约定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身份地位或者亲疏远近的不同而在执行中打折扣。而国家的责任，不是在个体之间寻找需要保护的弱者或亲者，而是保证其能够得到执行和遵守。”
　　“想不行贿把生意做下去，不容易”
　　2009年，王石曾和一些朋友发起过一项拒吃鱼翅的倡议，然而一位被他拉过来签字的企业家却拒绝签字，理由是：“如果将来跟部长吃饭，部长要吃鱼翅，我能说我不吃吗？我的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签了字的王石，并没有因为不吃鱼翅而少做了生意。
　　王石曾经在“企业家”、“登山者”、“不行贿”中，为自己选择了“不行贿”做标签。但是这个选择背后更多是无奈。“不行贿是企业家的底线，如今却成了难得甚至有点不可企及的道德准则。这个社会缺乏诚信，缺乏对基本底线的坚持。不行贿很容易，但想不行贿把生意做下去，不容易。不行贿的万科不仅做成了房地产生意，还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个中辛酸，不足为道。”王石说。
　　谈起他崇尚的企业家精神，以及自己最佩服的企业家，王石头一个想到的是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
　　1999年，71岁的褚时健因贪污罪被判入狱，2002年因严重的糖尿病保外就医后，这位曾经的中国烟草大王在云南哀牢山承包了2000亩山地种植冰糖橙，10年后成为一代橙王。
　　“我在2002年专门去哀牢山看过他，问他有没有遗憾，没想到老先生只淡淡说了一句‘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牺牲一些人在所难免’。就继续介绍他的2000亩荒山。”王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戴着草帽，穿着圆领衫，腰杆笔直，皮肤黝黑，谈笑风生那一年他应该是74岁，可无论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一个经历过那么大人生挫折的老人。”
　　“我曾经设想退休后要躲到一个岛上远离繁华，却没想到这位遭了劫难、承包了2000亩荒山的老人，大谈五六年之后果苗挂藤的情况。如果我在他这样的年纪，有他这样的经历，能表现得像他这样自信坚强豁达吗？”王石说，十余年前，他和老人不到一个小时的相处，对于他的后半生具有着重要的启发。

　　对话王石：
　　“我坚信市场的力量”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身份地位及彼此关系？
　　王石：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甚至连农村的小作坊、小油坊都是集体的，那些所谓私营经济都是看见城管就跑的，真正出现私营企业是改革开放以后。
　　短短30年，中国民营企业从零开始，今天以40%的社会资源完成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承担着80%的就业。民营企业在创造价值、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目前确实有很多行业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
　　比如在金融方面，国家就不允许房地产行业进入。比如在2008年之后既没有房地产方面的上市公司，也没有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扩股。现状就是这样，很多市场根本没有对你开放。
　　应该说这里面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从经济角度考虑，国家出于风险控制考虑不愿意对民营企业实行放管；从政治上考虑就是不能让民营企业更壮大，所以现在才出现“民进国退”的情况。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经营，提法虽然并不是很新颖，但对于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相互关系的认定却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实际上，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并不是两个水火不容的矛盾对立体。混合制经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么有效率就怎么安排，既不再强调民营国营哪个好哪个不好，也不再强调国营是国家主导，而民营就不是。
　　《中国经济周刊》：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让他感到，民营企业最好的时候来了。您又如何看待民营企业的未来？
　　王石：我坚信市场的力量，我相信民营企业从原来的全部国有全部集体一路走到现在，未来一定会占有更大的比重，因为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逻辑。
　　有人说，过去这几年实际上是“国进民退”。尽管我刚刚说万科6年来没扩过一次股，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万科的发展。我们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在这种“国进民退”的状况下发展得非常好。反过来，如果再来一次“民进国退”你会怎样，你准备好了吗？
　　我想无论是个人也好、企业也罢，大家都是一样的，他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却通常是在他最顺利的时候。
　　在资源上受限的时候，你可以顺利发展；如果资源不再限制你了，你准备好了吗？你如果没有准备好，无限的发展空间绝对是一个灾难。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而不是给没准备好的人提供的。对于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踏上这个快车那注定是个灾难。 （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