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经济增长不能以产能过剩为代价
2014年博鳌论坛被提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经济转型问题。尽管有改革红利释放、国际经济形势好转等利好因素,但受利率高、汇率高、负债率高“三高”问题的负面冲击,中国阶段性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增加。在这样的阶段,从上到下都在思考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问题。
时代周报记者日前对话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探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将走向何处。
经济增长不能以产能过剩为代价
时代周报: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您怎么看待这一目标?
张曙光:今年经济能有7%的增长就不错了,不一定要达到7.5%。目前我国经济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不能再用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比如,目前保持经济增长的办法之一是增加铁路投资,但东部高铁投资明显已经过剩。我前几天坐高铁从郑州到北京,发现16节车厢只有3个车厢满座,四五个车厢上座率只有30%左右,剩下的车厢都是空的。在这个状态下,投资如何收回和盈利呢?要知道,短期内可以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就会加剧产能过剩。
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能实现7%的增长就已经不错了。发达国家只有2%-3%,新兴经济体只有5%。只要7%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没有造假,想办法落在实处。要看增长的质量而不能只看增长的数字。
时代周报: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上半年的形势并不乐观,用电量、铁路运输量等数据也全面下降,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您认为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下行的压力有哪些?
张曙光: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多,包括产能过剩、政府的债务、企业债务、房地产发展等。从外部环境看,美国经济增长加速,欧债危机也有转机,对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利好因素。今年一季度贸易出口下降,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货物旅行和虚假增长所致。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问题和风险不在速度上,而在结构性问题上。但媒体的报道不能只关注到7.5%这个数字和出口下降,而应该多关注经济转型和增长质量。钢铁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广东湛江的钢厂又开工建设?如果时私人投资和市场决策,没人会做这种赔本赚吆喝的蠢事。现在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不但要淘汰过剩的生产能力,还要想办法开拓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产业基础,并且已经积累了3.9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初期的很多做法反过来操作,比如用外汇储备给国外设备贷款,让他们用贷款的钱买中国的设备,这样既可以消化一部分外汇储备,又可以增加出口,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能得到缓解,同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国际化经营,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目前不仅钢铁、铁路等投资和产能是过剩的,而且一些新兴产业如风电、光伏太阳能也是过剩的。同时环境污染又相当严重,应加大环境治理投资这样得到的增长时有效的。例如,太阳能是清洁能源,但仅靠政府分布式的建站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如果让城市和农村的屋顶和墙壁都装上太阳能电池板,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国外的经验是,如果个人投资30%,政府补贴70%,大部分都愿意安装。如果太阳能发展起来,就可以淘汰一部分火电厂,环境就能好转。老百姓都去装太阳能电池板,比政府搞几个电站的效果要大得多了。
所以说对于过剩行业和继续发展的行业,政府应该出台不同的举措进行调整,提升经济的质量。
打破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垄断
时代周报:今年房地产业情况更加微妙,经济学家对此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一方面,有人说10年内房地产泡沫99%可能会破灭;另一方面,有人说未来20年还会呈现发展态势,有能力买房的赶紧下手。您对未来中国房地产发展形势有何判断?您认为政府进行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是什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手段?
张曙光:这些年来,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很快,但确实有点非理性繁荣。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学生仍然没房住,也买不起房,所以需求还是很大的。但是预言房地产10年内破灭,或者可以维持20年,我认为证据都不足。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地区性市场,中国会怎样发展,需要继续观察。
现在政府确实也担心房地产行业出现问题,稳增长的投资一部分用于廉租房和棚户区改造。但仅此能否解决房地产问题呢?目前房价仍然在涨,政府越调控越涨,根本问题在体制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就不一样:老百姓叫,中央政府有压力,要调控;地方政府要政绩,要GDP,靠土地财政,所以要涨。不改变这样的治理架构和治理方式,能解决问题吗?
我觉得问题在机制上,不在政策上。关键现在这套体制,导致政府企业化,而又一身二任,既掌握行政权力,又追逐经济利益,其行为无法约束和抑制。不改变体制和机制,政府的调控政策解决不了房地产的问题,只会让这个行业朝着更扭曲的方向走。
现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如果不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让政府从一些经济领域退出,市场就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金融行业隐藏着哪些风险?金融政策如何进行调整和改革,才能够保证实现7.5%的经济增长目标?
张曙光:金融行业的潜在风险也很大,问题也是出在体制和机制上,主要是政府管制过多和国有金融垄断。目前银行的利差那么大,银行只要不断扩大规模就可以赚钱,没有竞争压力,大而不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不同,国有金融不给中小企业贷款,而互联网金融专做小额融资,覆盖了传统金融没有覆盖的群体和领域,实现了老百姓的金融权力,打破了国有金融的垄断,推进了利率市场化。但现在我们又要限制互联网金融发展。无非是因为二维码、虚拟信用卡绕过了银联的支付系统,银联的支付系统不可能再从中拿利润。有人说互联网金融吸银行的血,可是银行吸老百姓的血。互联网金融把一部分血还给老百姓,这是好事。但现在限制互联网发展,叫停二维码支付。为什么要叫停?现在出台的内部文件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限定网络支付金额。实际上,这没有限制互联网公司也没有限制银行,而是限制和剥夺了老百姓的金融权利。
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并非对立冲突的,而是竞争的、互补的和融合的,很多传统金融机构也纷纷触网、融合和同化。互联网金融是金融领域的鲶鱼,加剧了金融竞争。打破金融垄断、推进利率市场化喊了多年,互联网金融一来就实现了,应该支持、发展,在发展中规范,而不是限制。
改革应落实到行动上
时代周报:今年李克强总理的主旨演讲再次释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号。您怎样看待新一轮的改革?阻力和动力在哪里?全面深化改革下的中国经济将走向何处?
张曙光:对于新一轮改革和十八大报告,我更看好那些具体可行的改革办法。比如说“开放二胎政策”、“取消劳教制度”、“到2020年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要增加到20%”,这些都是明确的可以实施的。
报告中也有很多亮点,但缺乏可行性。比如“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虽然这样写了,但是如何落实没有解决。如果要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转向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就要梳理一下政府要在哪些领域、哪些方面起决定作用,政府怎么退出来让市场起作用,有那些具体的办法可以落到实处。
比如,政府放掉数百项行政审批,这是政府退出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中央政府削减行政审批权,有些放给了地方,但仍在政府手中;有些放掉以后,要有人来接替、有人去实施,这就需要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如果把政府过多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行政审批自然就消减了,但是我们又不让社会组织发展,那放给谁呢?如果放来放去又放不下,最后仍然会再管起来。所以改革不能只提出一个观点,重要的是如何落实。落实中要配套,要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悬在半空中。如果在改革上能够取得突破,今年经济增长不会低于7%,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张曙光: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来源 时代周报
(编辑者:wang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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