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两会汽车提案 出行限购成热点

　　全国两会期间，汽车业再次成为重点关注区。其中，围绕着居民出行，多位代表委员就出租车体制改革、规范打车软件等提出建议和提案；围绕着治理交通拥堵，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认为“汽车限购限行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围绕着雾霾、空气污染，不少代表提出了新能源汽车可能的发展建议。

　　李书福又提出租车改革

　　“这是我第三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出租车体制改革的提案。”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再次将目光瞄准了出租车，提出《关于推动出租车体制改革》。

　　连续两年带来针对出租车体制改革的提案后，各地出租车市场有所变化。近期，湖北襄阳出现“取消份子钱，把司机收入与服务质量和社会评价挂钩”的模式；江苏省提出将公示出租车份子钱构成，并合理收费标准；辽宁省在地方两会提出“逐步实现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经营权无偿有限期使用”；湖南湘潭实施的公司化经营、规模化管理、取消份子钱模式等举措。政策暖风也随之而来。交通运输部《关于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的意见》出台，明确提出，要科学调节出租汽车总量，推进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等方式配置出租汽车的车辆经营权。

　　而李书福认为，想解决出租车市场困局，需要从三点着手。

　　第一，打破出租车牌照的垄断式管理。如果出租车牌照仍维持在相对不变的状态，并且被少数人或公司所控制，那么，就算取消了“份子钱”，那些稀有的出租车牌照，依旧需要通过高价“竞得”。对于出租车行业来说，现有的矛盾仍然不能解决。交通运输部日前出台《关于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的意见》虽然未直接回应出租车垄断经营权改革的核心问题，但其鼓励发展多样化约车服务等多项原则性要求，其实就是对垄断的一种否定，建议要加强指导性，对出租车体制改革的内容和要求有一个务实的指导意见。比如，出租车经营权是否允许社会力量有序进入，正当竞争；出租车运营权是否还需要行政审批；出租车数量控制是否完全放开，出租车车型选择是否在准入标准前提下，放手市场，打破地区垄断；高品质需求的“预车服务”怎么界定等等，使各地的出租车体制改革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目标清晰，就目前情况来看，针对出租车领域的小改小动，已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政出多门的改革也不利于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

　　第二，建议根据不同城市规模，设立相应出租车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对各项改革措施，进行分类指导、科学评估。对于辽宁和各地一些对出租车体制改革的实践和措施，交通运输部作为主管部门，应加以借鉴和吸收其经验教训，并运用到出租车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以重点领域的突破带动改革的整体推进，同时发挥试点城市效应，使各地改革有方向、有目标、有榜样，最终为全国性出租车行业体制改革奠定有力基础。真正使出租车改革成为今年一个改革重点，在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实现突破。

　　第三，出租车行业亟待进行体制上的改革，打破利益固化的“坚冰”。改革的方向应是破除上述两大垄断,完全市场化。将出租车数量的配置彻底交还给市场，直接向符合准入的一线司机开放出租车经营权，允许他们绕过“坐收渔利”的出租车公司，通过向政府缴纳一定的运营管理费用和公共资源占有费用，直接向市民提供出租车服务。通过充分竞争盘活市场。只有这样，普通老百姓才有可能真正告别“打车难”、“打车贵”的那一天！只有牵着这样的“牛鼻子”，中国出租车体制改革才能真正体现“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全国工商联和李书福建议相同。在全国工商联提交的《关于尽快废除出租车专营制度的提案》中，明确建议尽快废除出租车专营制度，让出租车行业回归市场经济的轨道。政府应当明确职责定位，彻底斩断与行业之间的利益关联，从行业中完全退场。此外，出租车市场应对社会开放，破除“数量管制”，建立“质量管制”体系。

　　王凤英质疑汽车限购令

　　随着城市拥堵问题的加重，越来越多城市治理者拿出了汽车限购的武器。目前已有上海、北京、广州、杭州、贵阳、天津、深圳等城市实行汽车限购，更多大中城市也盛传将迈入汽车限购限行大军。运动一般突然就开始实施汽车限购几乎成为常态，但也引起了不少消费者、车企高管的异议。

　　2014年12月29日17时40分，深圳市突然宣布对小汽车采取限牌措施。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的通告》，自当日18时起，深圳对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实施增量调控和指标管理，暂定每年10万辆。由于事出突然，且未留给经销商、消费者反应时间，这一限购也被视为“突击限牌令”之最。3月，一位大型车企高管表示，至今仍有近200辆突击车无法认定，预计消费者可能无法按2014年政策上牌。

　　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就汽车限购令指出：“各地陆续推出的限购、限行政策可能会衍生新的社会问题，城市交通综合治理亟须国家立法规范。”王凤英认为，当前我国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原因之一是因城市布局不均衡、中心区功能严重集聚造成的，人口和工商业活动大都高度集中在狭小的市中心区内，郊区和周围卫星城镇的发展则相对滞后，由此导致中心区与边缘区在人口和产业活动密度上严重失衡，中心区的人口和工商业活动过度拥挤，而边缘区的发展受到抑制。因此，应在符合法律框架的前提下，积极采取最新的信息技术、智能交通等科技手段，对城市发展规划、道路路网建设、市政交通管理等进行系统性创新管理，从而全面、高效地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难题。

　　王凤英提出几点建议，以彻底治理城市拥堵。第一，首先，基于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汽车社会宏观背景，站在具有前瞻性的国家发展高度，有关部门应对城市交通综合治理进行法律、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配套制度体系，保障各项交通治理政策措施的推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时各机构可建立真正的公众参与机制，监督政府依法行使相关权力；第二，各地可以通过完善城市规划和道路交通相关法制配套法制规范，以路网建设规划为“本底”规划，指导城市建设和道路交通硬件设施建设，科学分配城市资源；第三，国家及地方还应加强城市交通综合治理的决策协同和保障机制，出台和修改配套的城市交通规划管理条例，调整不合时宜的技术标准，在区域建设中尤其要做好“最后一公里”的交通疏导解决方案，做好各种停车场和停车设施的合理布局。各地也可以创新交通管理组织模式，成立组织多部门协同运作的交通综合管理办公室，建立多部门联手整治交通秩序的长效机制；最后，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加大对智能化交通的研发投入和广泛应用，加快各地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建设，充分利用智能交通系统，实现道路资源的高效利用。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亦主张取消汽车限购限行。宗庆后认为，国内不少城市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问题而采取汽车限购限行措施其实治标不治本，应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第一，多修建立交桥和高架桥，保持道路通畅。第二，交通指挥智能化，将人、路和车辆作为一体进行调配，提高道路运行管理水平。

　　多人建言治理空气污染

　　雾霾、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中国居民最担心的事。相关数据统计，去年全国3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80%未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针对如何治理空气污染，宗庆后认为，首先查明原因，分析清楚有多少是由汽车尾气造成的。此外，治理尾气需要两手抓。第一，提高油品等级，统一使用国五标准汽柴油；第二，提高尾气排放环保标准。

　　宗庆后建议政府把轻型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统一提高到欧Ⅴ，对达不到要求的在用车辆通过加装尾气过滤装置，并加大对尾气排放的监管力度。

　　科力远董事长钟发平建议大力发展混合动力汽车。钟发平指出：“混合动力汽车没有怠速工况，启动和低速时使用电力。更重要的是，混合动力减排与节能成效特别显著。新一代强混动力车与同级别、同排量的车型相比，减少PM类污染排放达60%至80%，节油35%至55%，其减排和节能成效巨大。我国如果逐年替换、淘汰耗能多、污染重的传统燃油车，即便按照中混、强混平均减少污染排放60%、节油35%的水平计算，2020年如果替换年增4000万辆中的一半，则相当于其中1200万辆汽车为零排放、675万辆汽车实现零油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