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国企的创新与转型

　　新常态下国企的创新与转型

　　徐念沙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

　　新常态下的国企改革，如何协调与平衡各方利益，推动创新与转型，实现最佳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新的课题。

　　1、经济学的理论指导

　　首先，在理论方面。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经典教科书，得到了广泛运用。大家旁征博引，寻求相应的理论依据。但是，当前的经济理论分析并没有加入“动物精神”等相关要素，忽视了企业家目标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与现实相去甚远，在中国亦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在西方经济理论之中。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是应该回到发展了240多年、今天依然争论不休和危机不断的西方经济理论框架内，还是继续刚刚开展了30年、虽有争论但毕竟实现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之中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目标，要想实现新的战略目标，需要凝神定气、凝心聚力，更需要时间、空间甚至试错。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应该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核心思想。回到现实中来，我们正在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学习前苏联行不通，照搬英美搬不动，法德日韩也仿不来。对经济学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定义“新常态”，定义“新国企”，有的放矢地推动经济发展，为新常态下的企业改革和产业转型支招，为经济学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开辟另一广阔天地。

　　2、国企改革的实践探索

　　其次，在企业实践探索方面。以我自己工作的保利集团来说，1984年成立后，保利集团不断改革创新，业务从军品贸易逐步拓展到房地产、文化、能源、民用炸药爆破等领域，目前房地产、军品贸易、文化拍卖和民爆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乃至世界同行前列。需要指出的是，军品贸易在整个集团的份额不足5%，而其他四项业务均处在纯竞争领域。截止2013年底，在117家央企中，保利总资产4553亿元，列央企第24位；营业收入1318亿元，列央企第51位；利润总额205亿元，列央企第13位，上缴税金214亿元，人均财务贡献约100万。三十年来，资产由成立之初的15亿元注册资本金到现在的4500亿元，增长了300倍，实现了高速的发展。在央企中，保利不算是发展最快的，也不算是最成功的，多数央企都有了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从保利快速发展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国国企改革的成就。

　　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设方面也在不断完善，从未止步，向世界更高标准看齐。这些年，我接触过许多国外的知名企业家。我在曼哈顿面对百亿美元身价的大亨，与他们交流对市场和企业经营管理的看法。这些外国同行对中国国有企业褒奖有加，远不同于国内的种种非议。此外也令人发想，他们虽然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但和央企相比，内部监督预防制度不是不足就是缺失。他们的治理结构，如何做到实现效率和公正，避免腐败？

　　身在国富论坛，想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先以《道德情操论》闻名于世，后以《国富论》传世留名。这两本书对比悬殊、人性冲突，一个是富有同情心的“道德人”，另一个是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一个假想了具有动物精神的“公正的旁观者”，另一个提出了市场价格机制的“看不见的手”。制度工具是经济学的安排。无形的旁观者是哲学、神学的安排。企业内部的监督预防一种是靠有形的制度法规，乃至叠床架屋式的监管制度安排；另一种是靠无形的旁观者监督、企业家的自律意识；或者二者有效结合。使之不敢、不想、不能贪腐。不同的选择，是不是也是西方企业与我们之间的差别？值得认真研究。

　　3、多方协调，实现目标趋同。

　　最后是多方协调，实现目标趋同。我曾向陈志武教授等多位知名学者讨教对中国房地产的看法和公司治理秘诀。大家的共识是，房地产市场存在着风险。我同意，但认为风险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急。有人问我：“如果风险就在明天，你怎么办？”我回答：“我跟大家一样只能倒下，但我能比别人更快站起来。” 席勒教授引用了花旗银行前总裁查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