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推动改革 风险可控

　　经济减速、过去积累的问题正逐渐暴露，面对这样的挑战，应采取什么样的应对之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相对于放松银根、增加投资的强刺激政策，解决当前困难和促进中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根本途径，是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着力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改革促进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已采取多轮刺激政策稳定经济，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越来越弱，经济下行趋势仍在继续。

　　从GDP增速来看，中国的GDP增速从2011年的9.2%降到2012年的7.7%，2013年的7.7%，今年第三季度更是进一步降到7.3%，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未来总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向下。这样的背景下，GDP数量扩张下被掩盖的问题纷纷暴露，地方政府、企业开始感到资金链紧张，“跑路”现象屡见不鲜。

　　吴敬琏表示，经济减速条件下，根据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的不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一是根据凯恩斯主义总需求决定总供给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主张采取强刺激政策放松银根，扩大投资，拉升增长。目前呼吁采取这种方式的声音正在加强。但是，尽管这种方法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增长率，它的坏处是弱化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效率的努力，并使杠杆率（负债率）进一步提高。

　　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另外一种方法，即在控制系统性风险、防止发生“崩盘”的条件下，集中主要的注意力、主要力量来推进改革。

　　“只有推进改革，改善我们的经济体制，才有可能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而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困难和促进中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唯一途径。”

　　不过，改革促增长的方法并非不存在质疑的声音。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系统性风险是否可控？二是改革能否解决问题？

　　在吴敬琏看来，虽然风险正在加速积累，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风险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他表示，可以采取以下一类措施来堵塞漏洞、降低风险：一，停止回报过低或者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二，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三，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组，停止“刚性兑付”，以便化大震为小震，释放风险；四，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比如，拨付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事要尽快做；五，盘活由于粗放的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如“晒太阳”的开发区）等等。

　　在以上降低风险的措施以外，再辅之以灵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吴敬琏说，“从长时期来看，还是要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逐步控制住过多的货币量和流动性，但当出现某种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货币当局也要采取灵活的措施弥补流动性短缺。比如，出现大面积偿债问题时，银根可能就要松一些。将这两个方面的政策措施配合起来运用，我认为防止系统性风险发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对于改革能否解决问题的疑问，吴敬琏说，从近三年的情况来看，一些改革的效果已然出现。这表现在，虽然GDP增速下降，但就业情况良好，结构优化、服务业发展加速的情况下，消费比重有所上升。改革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时期小试牛刀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应该使我们树立对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

　　吴敬琏指出：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化和发展服务业，是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规定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措施。但是在“十一五”的五年中，服务业的发展并没有明显的加速。而最近三年，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究其原因，是因为改革有了新的推进。这其中，营改增、工商登记便利化等改革对结构优化和服务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吴敬琏说，营业税是一种阻碍分工深化的税种，而增值税则有利于分工的深化。从上海开始、继而在全国推广的“营改增”改革大大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发育出许多新的行业。这一点在网络经济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另外一项是从深圳和广东开始，本届政府在全国推广的工商登记便利化。从那时以来，新增工商业户大量增加。今年前三季度，新登记工商业户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0%。

　　关于三中全会决定规定的改革的进展，吴敬琏表示，现在看来，有一些改革的推进情况是正常的、符合三中全会的要求。还有一些方面亟待加快，比如，国有经济改革、农地改革、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加快和在其他地方的复制等。

　　11月15日，吴敬琏在浙江杭州出席“通衡创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时做出以上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