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惠：金融转型须打破惯性思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加大了金融体系转型的紧迫性，并要求未来的金融体系能够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去帮助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为此中国金融体系需要实现一系列的转变。

　　《经济参考报》：在现当代市场经济中，金融在配置资源、组织商品生产、调节市场供需方面发挥着晴雨表甚至指挥棒的作用。对于正致力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金融要发挥好对市场的引领和服务作用，现有的金融体系必须改革。您认为改革应针对哪些弊病？

　　张承惠：金融的本质职能是担任社会资金交易与交割的枢纽，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能够最有效运用这些资源的领域。但是长期以来，习惯于传统发展方式的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固定模式。其特点，一是在政府主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路径下，形成了大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机制；二是偏好于资本密集型工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以抵押担保物为防范风险主要手段的银行信贷文化；三是银行经营方式趋同，形成了主要依靠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现有金融体系无法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

　　在现有体制、机制和信贷文化的环境之下，资金资源必然流向大型制造企业和基础设施，而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由于缺少抵质押品很难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去年以来格外突出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是现有金融体系缺陷的集中反映。金融体系的这种不适应性，最终导致金融服务效率低下。

　　《经济参考报》：金融服务效率低下，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张承惠：第一，资金过剩但实体经济资金供给不足。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由资金匮乏国发展为资金相对充裕的国家。同时，现有正规金融体系仍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导致一些地区地下融资活动十分活跃，大量中小企业和“三农”相关经济活动只能依靠民间借贷获得资金。

　　第二，货币过多但资本化程度偏低。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已成为单位G D P产出耗费货币最多的国家。由于经常处于流动性过剩状态，中国的通胀压力长期存在。改革开放33年来，CPI超过2%的年份就有22个，超过5%的年份达到13个。

　　第三，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但资产海外运用能力不足。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 .3万亿美元，远超过我国需要的合理水平。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是我国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结果，也是经济失衡的表现。而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海外资产运用能力的薄弱则使该问题更加严重。2011年，四大银行除中行外，境外税前利润占比多的仅略高于3%，少的不足1%。由于海外资金运用能力不高，大量外汇储备只能用于购买外国国债，考虑到通胀和美元贬值因素，这种投资实际上是亏损的。　

　　《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正在加快转型升级，这其实对金融转型形成一种倒逼机制，逼迫现有金融尽快转型，做出适应性改革。

　　张承惠：是的。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加大了金融体系转型的紧迫性，要求未来的金融体系能够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去帮助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为此中国金融体系需要实现一系列的转变，将重点为工业企业、大客户提供服务的偏好转向合理产业分布、均衡大中小客户。更有效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促使产业自主创新。通过多元化的海外资产配置提高外汇储备二次创造财富的能力。

　　《经济参考报》：要实现您刚刚谈到的这些目标，中国金融转型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张承惠：根据以上要求，中国金融转型应当抓住三个重点：第一，着力解决金融资产定价机制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扭曲的问题，提高金融运作的市场化程度，使金融机构真正成为自主运营、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建设和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使金融资源能够顺畅地流向经济的不同层次，特别是要改善末梢循环。第三，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更多地依靠资本市场来聚集和配置金融资源。

　　《经济参考报》：实现金融转型升级，工程浩大，不可擅动又必须马上行动，您认为要顺利实现转型，有哪些基础工作非做不可？

　　张承惠：我觉得实现金融转型，首先要处理好这么几对关系。

　　第一是要处理好市场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和创新。长期以来，我国在处理风险与稳定的关系方面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形成了“以防为主，安全第一”的金融发展思维，对发展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容忍度较低。这阻碍了金融创新。所以，推动金融转型，必须转变“安全压倒一切”的思维。正如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不感冒一样，一个没有经历过危机的金融体系，不可能具有高效率和抗病力。当今的金融强国无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

　　第二是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以来，政府对金融行业和市场准入采取了严格管制的方针。在现行体制下，国家事实上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各种显性保护和隐性担保。同时，又通过行政手段驾驭金融机构，管了很多不该管、或不该用行政审批方式管的事情。比如股票上市审批。

　　第三，提升金融机构的素质，推动经营方式转型和业务结构的升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仍存在较大缺陷，国有资本比重过高。国有金融机构的行政化问题突出，一些本应市场化的机构如证券交易所仍然不能完全按市场机制运作。缺乏有竞争力的经营模式，风险管理能力相对不足，资本使用效率偏低等也是普遍现象。

　　第四，解决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能力不足问题，强化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随着大量中小金融机构和场外交易的增加，金融风险和监管难度都将增加。特别是在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人才、经验都不足、金融机构退出机制欠缺，消费者保护机制薄弱的情况下，一些小贷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违规经营活动，已经产生了一定风险。

　　总之，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这是中国金融体系转型的最基本目标。但由于存在很多障碍，金融转型之路仍然任重道远。能否妥善应对这些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金融转型的成败和金融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