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调整不是唯一途径 城市钢厂的搬迁账本

面对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相关政策，以及全社会高度重视环保的巨大压力，近年来，那些坐落在城市中的钢铁企业不断传出要搬迁调整的消息。从已经调整成形的首钢、重钢、广钢，到正在进行中的青钢、石钢、合钢，再到传闻中将要实施调整的梅钢、南钢、济钢，搬迁调整好像一下子成了化解产能过剩和解决环保问题的“金钥匙”。

然而，在当前行业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钢铁企业是否有能力满足搬迁调整所需的巨大资金需求?搬迁后城市和企业能否真正实现转型升级的目标?这些都是地方政府和钢铁企业在决定搬迁调整前必须衡量的问题。在这里，至少要算好环保、经济、财政这三本账。

环保账：搬迁调整不是唯一途径

在城市钢厂搬迁调整浪潮中，“搬迁”二字之前无一例外地都要加上“环保”二字，仿佛钢铁企业对于城市的污染已经严重到除了搬迁调整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程度。

毋庸置疑，环保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头等大事。然而事实证明，钢铁生产并不能与环境污染直接划等号。钢铁行业虽然属于高排放行业，但在经过一系列环保改造和厂区治理之后，很多钢铁企业不仅没有成为拖后腿的污点，甚至可以成为城市环境治理的亮点。

一方面，城市钢铁企业并未加重城市的污染程度。以河北钢铁集团唐钢为例，在唐山这个污染重镇，唐钢却经过一系列环境改造，包括全封闭原燃料堆场、脱硫和除尘、污水回收处理、二次能源利用、固废资源化等成为了唐山市的“绿洲”。唐钢厂区内的绿化率达到50%以上,厂区的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这些数据均好于唐山市区的整体水平。可见，一家负责任的钢铁企业完全能够实现与城市的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没有钢铁企业也并不意味着城市的污染程度绝对会降低。例如，城市中大量的机动车尾气排放及房屋和基础设施建设扬尘也是导致城市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之一。自2005年以来，首钢停掉了在北京地区的全部冶炼设备。同时，包括石化、装备制造、造纸等一系列被视为严重污染源的工业企业也都先后搬离了北京。但在此之后，北京的空气质量非但没有好转，雾霾天气反而日渐严重。由此可见，从环保着眼，不应刻意夸大钢铁企业的污染排放。

而从循环经济的角度考虑，发展循环经济不但是实现企业自身跨越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城市和谐发展的关键。实际上，在未来钢铁企业的三大功能中，除了清洁钢铁产品生产之外，能源转换和废弃物消纳处理两大功能均要依托城市来实现。

目前已经有很多城市钢铁企业实现了对社会废弃资源和能源的回收利用。唐钢在建设水处理中心之后，不仅不再取用地下水，还从唐山市购买生活废水进行处理，反哺于工业生产;山钢集团济钢将自身生产过程产生的低温余热用于济南市居民供暖，仅3座1750立方米高炉的冲渣水产生的余热就可为80万平方米的小区供暖，目前济钢已开发余热供暖面积277万平方米，相当于年节约标准煤1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0.36万吨;重钢已经建立起了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城市垃圾转变为自身的能源。作为都市型钢厂的代表，太钢除了回收城市污水、向市区供暖之外，还将富余的焦炉煤气为太原市居民供气，并积极投资发展废旧机动车拆解再利用业务，废旧轮胎、塑料等城市垃圾的综合利用项目也在积极推进。

此外，钢铁企业与相关企业之间的物质循环供应链也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抓手。如钢厂对高炉、转炉、焦炉三种煤气进行全面回收后，可以供发电厂使用，如有富余还可以向社会供电;固体废弃物除含铁部分回收自用外，其余可供应给水泥厂。中循环系统的建立有助于整个区域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并能通过供应链的传递与周边产业协同发展。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国家在《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并没有要求所有的城市钢厂都进行搬迁，而是明确提出“有序推进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钢厂转型或搬迁。对于经济支撑作用下降和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的钢铁企业，实施转型或搬迁改造”。换言之，对于经过改造可以与城市发展相协调的钢铁企业，一搬了之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也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经济账：搬迁企业需政策扶持

如果说环保达标、与城市和谐发展是考虑城市钢厂搬迁的出发点，那么，搬迁后的钢厂能否更好地实现转型、钢铁产业结构能否得到优化、能否获得更大的效益则是衡量城市钢铁企业是否应该搬迁的标尺。任何一家企业在搬迁前都必须算这一笔经济账。

目前，钢铁行业已经实施的城市钢厂搬迁改造项目，如首钢搬迁至曹妃甸、重钢搬迁至长寿新区等，基本都是在2005年~2010年完成的。这段时间内市场形势相对较好，资金成本较低，是这些搬迁调整项目得以顺利完成的主要原因。

但即便如此，搬迁调整所需的庞大资金需求对钢铁企业来说仍然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以重钢为例，重钢搬迁调整所需资金约300多亿元，由于项目迟迟没有得到批准，无法申请银行的长期贷款，而短期贷款利率较高，因此重钢筹集搬迁资金的过程非常复杂。重钢大渡口老区的土地由重庆渝富集团进行收购和开发，在土地尚未空置出来的情况下，渝富集团就向重钢提供了100多亿元的资金，让重钢搬迁工程得以运转起来。与此同时，重钢股份公司通过从H股回归A股筹集了10亿元资金，发行企业债券融资20多亿元，向国外银团如汇丰、渣打等贷款获得30亿元左右，再加上当地商业银行贷款以及设备租赁公司的大力支持，这才使重钢筹集到了搬迁调整所需的巨额资金。

但巨额的负债也让重钢背上了巨大的包袱。根据上市公司重庆钢铁2013年年报显示，该公司2013年亏损2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79%，货币资金余额仅15.53亿元。而2013年年中时，重钢的资产负债率一度高达90%。

首钢京唐曹妃甸钢铁基地的情况也类似。该项目一期工程建设了800万吨的生产能力，总投资635亿元，实际投资接近730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每年需支付巨额利息。

一方面是巨额的资产负债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则是固定资产和生产经营所受到的损失。

大多数钢铁企业在搬迁调整时都会淘汰掉大部分原有的生产设备，转而新建更为先进的设备。被淘汰的这些设备大多数已经提完折旧，正处于可以发挥最大效益的时期，有的设备甚至连折旧都还没有提完，就面临被淘汰的命运，造成了巨大的固定资产损失。与此同时，新建设备投资巨大，折旧费用也很高。企业搬离原址，在几百公里之外重新建设厂区，会使原有的铁路、公路运输体系难以延续，有效运输半径的重构也会影响到对原有客户的服务和成本竞争力，甚至面临进入陌生市场的巨大风险。此外，钢铁企业在搬迁调整过程中都要先淘汰、后建设，可能面临一定时期的停产搬迁，这甚至会使钢铁企业丢掉原有的市场份额和用户群体。

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实施搬迁调整的钢铁企业都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磨合阶段。

以首钢为例，尽管国家同意返还首钢4年的增值税、所得税共计38亿元，同时给予国债贴息19亿元及其他资金支持170亿元，但曹妃甸钢铁基地在2009年投产之后仍承担了巨大的债务压力。在首钢的不懈努力之下，该项目预计今年实现盈利，这个过程花了5年时间。首钢职工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搬迁调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此外，由于产能过剩和之前的钢贸信贷危机，银行业对钢铁行业的贷款明显收紧，钢铁企业连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的短期贷款都面临断供或到期不续的危险，用于项目建设的长期贷款更是难以为继，很多钢铁企业都存在短贷长用的情况。同时，融资成本也明显增长，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负担。

因此，综合考虑目前钢铁行业的运行环境和资金环境，当前并非是城市钢厂大举搬迁的合适时机。

财政账：转型升级才能保持发展后劲

除了环保原因之外，土地财政也是促使地方政府力推钢铁企业搬迁调整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由于钢铁企业效益下滑，对地方税收作出的贡献也有所下滑。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推动钢铁企业搬迁调整，低价回收钢铁企业的土地，再出售给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住宅或商业项目，从中获取土地出让金和高额税收。

据不少城市钢铁企业反映，他们都曾先后被地方政府要求搬迁，一些企业更是直言，政府希望用搬迁后留下的靠近市中心的土地来发展房地产行业。如重钢旧厂区全部沿江，是真正的风景区，在重钢搬离之后，这片土地除了用于建造工业博物馆之外，将主要用于建设高档住宅区和新的商业圈。

与此同时，随着一些城市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传统的制造业已经逐渐淡出主流经济领域，而金融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兴起。对于这些城市而言，钢铁行业已经不再符合其城市发展定位和未来规划，调整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给予企业优厚的优惠政策，如北京市支持首钢搬迁调整的相关扶持政策，以减少企业在搬迁调整过程中的损失，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给予有效引导，支持钢铁企业转型发展其他相关产业。如广州市支持广钢发展现代物流、城市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实现“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使转型得以顺利推进。

在钢铁企业搬迁调整的过程中，还存在职工安置的问题。很多城市钢厂都处于省会城市或重要的二线城市，很多职工不愿意离开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到几百公里之外的新厂去。与此同时，以钢铁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拓展和服务延伸也制造了可观的就业机会，这些人员也不愿随着钢厂的搬迁而转移到新的地方去发展。此外，职工子女就学、空巢老人就医、新区住宅安置等问题，也将考验地方政府和钢铁企业的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