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亚投行可为“一带一路”提供金融解决方案

　　“我认为‘一带一路’并不只代表着输出一些产能或拉动经济增长，应该从更大的格局来思考其意义。‘一带一路’将对全球宏观环境作出非常大的调整，即世界将从以往的‘全球化3.0’版本向‘全球化4.0’版本升级。”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时表示。

　　邵宇认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在于项目和工程，但其依旧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包括金融支持。而亚投行恰好可以为这些投资提供金融方面的解决方案。

　　邵宇称，“一带一路”的概念实际上经历了较长一段的酝酿时间，也意味着全球化双轮驱动的结构开始成型。

　　他具体解释，最近几年，美国通过“再制造业化”和能源独立革命，需求已实现“内卷化”，脱离了“全球化3.0”时代美国需求向全球投射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而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则因此下降了1.5%，亚太的生产型经济体也都受到了这一变化的显著影响。“一带一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推出，势必将推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甚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邵宇表示，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中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

　　亚投行助力“一带一路”

　　邵宇认为，“一路一带”的核心在于项目和工程，但其依旧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包括金融支持。而亚投行恰好可以为这些投资提供金融方面的解决方案。

　　“在‘全球化4.0’的大宏图下，中国需要通过亚投行来协调各国经济利益，也需要亚投行来打破原有的利益集团。目前，英国向中方正式提交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而欧洲其他国家有意向加入亚投行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也形成潜在挑战。美国对英国加入亚投行进行批评恰好能够反映当前全球利益中心的转移。”邵宇说。

　　根据财政部公布数据，截止到4月1日24时，加入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国家已经增加到31个。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除了3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政部确认已提交书面确认函，预计将在4月加入的国家有15个；此外，还有6个国家或地区已表示申请。

　　邵宇认为，亚投行的建设可谓适逢其时，有助于中国在亚洲地区及全球的话语权的提升。他称，目前亚洲GDP占了全球的27%，且经济增长趋势强劲，这样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需要泛欧亚区域内的基础设施的超常发展来支持。

　　邵宇称，尽管目前活跃在亚洲区域的多边金融、开发和援助机制众多，但亚洲区域内的开发金融的火力仍然未能全开。据亚开行经济学家估计，亚洲未来5年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巨大。从2015年到2020年，亚洲需要的基建资金总额约为8千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两家机构的投资加起来尚不能满足这一需求的10%。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亚开行和亚投行之间的些许竞争将使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受益，但亚投行和亚开行之间的合作将会是主流。”邵宇说。

　　“一带一路”投资路线图

　　在邵宇看来，“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投资机会可以从区域和行业属性两个维度来寻找。

　　从区域角度来看，处于“一带一路”战略节点地域的上市公司将直接受益，如边境地区的新疆、云南、广西、西藏，以及四大自贸区等。

　　从行业属性角度来看，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为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城镇化程度较低，基建需求最为明显，因此大基建行业将最先受益。同时，战略的推行离不开金融支持，基础货物往来离不开港口铁路交通运输，后期实现互联互通后的工业制造输出就将成为常态。

　　邵宇表示，行业上具体主要是七个方面受益。

　　第一是基础设施方面。“一带一路”主要围绕着是“三通”（通路、通航、通商），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化解国内的巨大产能，把它们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中去。初期的发力点以基础设施为主，所带来的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电信这些基建工程都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这对积极参与海外建设的企业带来巨大的蛋糕，也会传导到整个工程机械行业。

　　第二是能源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行业，如高铁、核电、通讯、电力设备、家电制造商受益最为明显。此外还有能源类基础设施，例如管道产业链。中亚、俄罗斯这些油气储备非常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的地区，会给与之接壤的地区带来巨大的能源管道投资建设机会，利好相关的油气设备制造业。

　　第三是文化与旅游产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概念，更是沿线各国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符号。随着文化交流、学术往来、媒体合作等陆续展开，旅游规模会不断扩大，形成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因此邮轮、航空业等都会有更多的增长机会。

　　第四是海洋经济。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开发海洋产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都有业务拓展的机遇。

　　第五是商贸。包括边贸、商贸和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机会。

　　第六是金融。包括中资银行机构的海外设点、融资租赁行业企业的迅速发展、保险企业资产负债两端的增长等，均可借助“一带一路”带来的信贷机会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实现提升。

　　第七是军工与安全。“一带一路”环境下投射距离增加，响应速度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有即时通讯、大型运输机具，精确定位和智能化的介入手段。因此北斗系统、大飞机制造、广义的安全包括信息安全等企业都有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应防三大风险

　　邵宇认为，尽管“一带一路”带来众多利好，但由于沿线途经6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存在差异，因此如何真正地发展好与各国的关系，促进“一带一路”的落实则是目前摆在实践层面上的首要问题。

　　邵宇称，潜在的风险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地缘安全。尽管“一带一路”是执行和平与发展使命，但由于途经中东、中亚等大国间博弈的敏感地，可能无法避免相关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恶意揣度。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并与周边大国建立信任关系是首要任务。特别在地缘争执的敏感地带，例如南海区域，不断考验中国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能力和技巧。

　　二是产业安全。“一带一路”上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人力资源尤其丰富。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无条件趋同的。只要一个国家干制造业，不论其政府形态政治特征，甚至经济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它的经济增长水平都会向一个世界平均水平趋近。如果它们获得了充分的基础设施，是否可能会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有力竞争者？风险可能是有，但低附加值产业向成本更廉价地区转移应该是一个不可阻止趋势，主要还看中国的应对措施。最近中国提出《制造业2025》规划以及“互联网+”等来升级中国制造，可能才是正解。

　　三是边界安全。这是指广义的安全，既包括中国投资的安全，海外资产保护，其他还包括信息安全、边境安全和国土安全等。因为口岸全部打开，势必带来人员的流动频繁，而其他国家的不安定因素甚至部分极端主义势力也会随之而来。这就会提升中国对整体安全的需求，而这些都需要中国的外交、信息、情报、安全、国防以及投射能力的综合系统有一个全方位的供给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