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构想逐步落实 对外投资开启新格局

近日，“一带一路”被写进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报告时提出，要“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报告还要求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快互联互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这预示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逐步走向落实。

此前，中央专门召开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而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更是将“一带一路”确定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战略之一。在此背景下，我国还发起设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提供投融资支持，我国对外投资将开启全新格局。

那么，“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有哪些策略?需要关注哪些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预言，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我国应如何稳妥推进海外投资?为深入剖析上述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于近期组织了内部研讨会。本次会议由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

经作者审核和主办方同意，21世纪经济报道本期就本次会议成果做专题报道，刊登CF40特邀嘉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的主题演讲，及CF40成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郑京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巡视员魏加宁、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的现场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在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海外投资在方向选择上需要注意优选项目、发展加工贸易、开展国际并购和承包海外工程等。海外投资的战术则要注意经济效益、多元化投资、内部协调。同时，我国应抓住这一机遇加快农业现代化改革。

海外投资的四个重点方向

首先，为了获取更多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包括农产品海外供给基地)，我国应优选项目进行投资。在海外很多地区，特别是中南半岛地区，资源勘探程度很低。我们应围绕打破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瓶颈约束，寻找国内短缺的能源资源的出发点来进行海外投资。我曾到老挝、柬埔寨、泰国做过考察，湄公河流域光、热、水、土资源非常丰富，特别适合水稻等农业种植，但是由于缺乏市场需求，水稻本来可以一年种三季，现在只种一季。将来该地区可以成为我国水稻等农产品的供给基地。中国西南的云贵川地区地形并不适合种植水稻，将来这些地区的“大字报田”可以退耕还林还草，恢复生态。我们可以输出工业品来换取农产品。比如，英国一年出口6000辆汽车换回的粮食就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将来我们要使中南半岛成为我国矿产、能源、农产品的供应基地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现在，我们同他们之间是垂直分工，开展投资和贸易，可以把他们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实现互利双赢。将来可以帮助他们逐步发展资源的加工业，我们再以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换回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

其次，我国应发展加工贸易，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劳务输出，创造出口需求。现在我国不仅是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了海外投资能力，家电、汽车、钢铁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都具备了海外投资能力。这些产业到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投资，可以起到“一箭三雕”之效果：带动零部件、原材料和劳务出口;转移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海外投资，提高外汇使用效益。

再次，应开展国际并购，提高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在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市场和管理等因素，很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还有一些家族式企业，由于后代不愿意接班，急于转让出去。这些企业拥有较好的技术资源和国际营销网络，给我们带来并购的机会。通过国际并购，能够迅速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前年，国内的国宇集团收购了德国的威尔博特公司，后者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生产塔吊的专业公司，拥有80多年历史。过去三一重工想以8000万欧元收购，人家不卖。后来，该公司遇到经营困难，国宇集团以300万欧元就完成了收购，第二年开始盈利。

最后，我国可以到海外进行工程承包，带动劳务、建材和施工机械的出口。在实施互联互通战略中，应当让较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来。

开展海外投资需做好战术准备

对我国企业来说，开展海外投资尚缺乏经验，应在战术上有所准备。

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中应以经济效益为主。要对项目进行深入的、技术经济上的可行性分析，选择效益最好、投资回收最快的项目进行投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项目也要选择经济效益最好的。比如，从西哈努克港到金边修一条高速公路，只有200公里，肯定盈利。再比如，现在泰国政府积极推动的克拉运河项目，最短的地方只有80公里，如果把这条运河修通了，我国远洋船舶就不需要绕经马六甲海峡，航程可缩短1600公里。总之，海外投资必须首先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回收年限。

在投资股权方面要尽量多元化。与外国跨国公司合作，形成多元化的投资结构，是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比如，缅甸皎漂港的港口和天然气开发项目进展顺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与韩国、印度以及当地的公司联合投资。

现在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竞相压价，肥水流入外人田的现象很多。而日本在海外投资中是通过行业协会和驻外使领馆进行协调。日本驻外使领馆一旦发现日本企业在海外打内战，可以命令日本企业全都撤回去，内部协调好了再来竞价。在中国，协调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企业，应该比日本企业间的协调更容易，要强化我国驻外使领馆和行业协会在海外投资中的协调职能。

同步推进农村改革与海外投资

我国应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机遇，加快农村改革，把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工的市民化结合起来，尽快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达到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使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赶上城市人均收入水平。这样到2022年，我国人均GDP有可能达到120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0年，达到17000美元。如果再次聚焦农村改革，加快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使中国农业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上，提高户籍的城市化率，使城市化率达到70%，就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将7.5%以上的增长速度保持到2030年。否则，如果等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都转移出去了，农村仍然是一家一户小规模的自然经济模式，那就只能长久地依靠财政补贴。如果长期背着沉重的包袱，甚至有可能被拖入中等收入陷阱。以日本为例，前年日本农业增加值是5万亿日元，财政对农业补贴也是5万亿日元。日本200多万个农业经营主体一年创造了一个“零”。中国现在各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包括水利投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而农业增加值也不过5万多亿元，农业增加值与财政投入总额已经接近。

现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东南亚、南亚转移，而我国农村还有2.4亿农业劳动力亟待向非农产业转移。如果等到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转移到了海外，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将失去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前年我到孟加拉的达卡考察，在一次中资企业座谈会上，一位福建的服装企业老板讲，他把工厂从泉州搬到达卡，劳动力成本从每月三千元降到了八百元;由于孟加拉是最不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对其纺织品进口无配额限制，并实行零关税;此外，当地税收比较低，只交一种税，税率为20%。所以，我们要抓住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机遇，再次聚焦农村改革，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吸引到第二、三产业就业，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如果这一政策落实到位，我国很有可能通过10-15年的努力，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使农民收入和城市人口收入持平，基本消除城乡差距。这件事应当与鼓励海外投资同步进行。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者：wang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