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库存是怎样炼成的？

　　产能过剩和库存增加是当今中国经济面临的两大结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特征就是生产过剩。故当今中国所出现的生产过剩现象，应该与市场经济体制一定关系。这是正常的，总比计划经济下的产品短缺要好。但问题在于，其中是否有非市场因素导致的产能过剩和库存增加呢？

　　当前把去产能、去库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目标，这完全正确。但我认为，对于导致产能过剩或库存增加的原因分析也很重要，如果导致问题的机理不了解清楚，那么，新的产能过剩或新的库存还是会产生。从逻辑上讲，产能过剩或库存增加，应该有供给和需求两大因素，即供给过大或需求不足，都会导致产能过剩或库存增加。笔者从09年起就关注国家发展战略或政策不当可能导致的产能过剩或库存增加问题。

　　以下文章是笔者对2012年发表的《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的第三章的部分数据进行了更新，侧重观察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下各区域的投资效率，以此来说明当今三线及以下城镇房地产库存增加的原因，或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库存更为严峻的原因。

　　主要观点如下：1）09年曾发表《寻找中国经济下一个崛起的区域》，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的投资规模，并不能提高产出（GDP），投入产出比反而不断下降。2）继续观察6年至2015年，投入产出比下降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并没有因为连续15年的差异化投资而显著缩小。3）劳动力往东、投资往西，这样的资源错配，或是导致人口净流出地区房地产库存增大的一大原因。4）以稳增长或保增长为目标的政绩观，是各地政府盲目引导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的因素之一。

　　中西部地区持续高投入

　　均衡发展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包括地区间均衡发展、城乡均衡发展等。事实上，政府在促进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政府为缩小地区间的不平衡作了不懈努力。比如，在1999年就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采取了十大优惠政策，确实对西部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在2003年开始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2006年国务院又推出了“中部崛起”的计划，这些促进区域发展举措事实上已经涵盖了除东部沿海地区之外的所有地区。

　　表现为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提供各项优惠政策。但这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如从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7.72%提高到了23.18%；2014年进一步提升到了24.57%；中部从19.83%提高到22.81%，2014年进一步提升至25.54%；东部地区则从2001年的53.9%降至2010年的42.69%，2014年进一步降至40.81%。

　　16年了，中西部及东北的高投入并未带来高产出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却没有带来GDP的同比增长。如从2000-2015年，东部地区的GDP占比仅从53.44降至51.52%，而西部地区只上升1个百分点，中部不到一个百分点，东北则不升反降。同样，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高增长也没能带来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而且从绝对额看，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

　　中西部地区从投资效率看（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GDP产出），1990-2000年，曾高于东部地区。如1990年时，东部为4.32，西部为5.08，中部为4.7，东北为4.24，略低于东部。2001年以后，渐渐落后，如今则远低于东部地区。如西部地区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产出的GDP已经从2000年的2.8下降至2010年的1.32（2014年进一步降至1.12），东北至2014年只有1.07了。而东部地区的产出率在2010年之前都在2以上，2014年也降至1.7。二十多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规模超前并被赋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其结果是投入产出比不断下降，投资效率的低下。

　　中国的经济转型之路还非常遥远，即过去26年来，不论是中部、东北、西部还是东部，投入产出比一直在下降，说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转型比较成功的，也只有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了。重庆虽然增长速度快，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GDP之比却一直逐年上升，15年超过90%。

　　高投资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和当地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增加。据官方数据，中西部地区地方债余额之和超过东部地区，但中西部和东北的合计财政收入却远低于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偿债能力不足，且财政预算要靠大量转移支付来平衡，以2010年东部地区人均一般预算收支总额为100为例，则中、西部地区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相当于东部的39%和48%，为此，需要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如2010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约4.1万亿，中西部地区的人均预算收入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2%和97%。

　　但作为财政收入贡献第一大省的广东，人均财政支出却在全国各省市中排20名之后，仅为339万外来工子女教育就要增加的支出是170亿元（2011年数据）。而中西部地区尽管投资规模和转移支付力度都大大增加，但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高投资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其结果是投资低效益甚至亏损，如中西部地区70%的机场都是亏损的，高速公路的亏损率估计也超过50%，其中80%的资金靠银行。这样的高投资、高负债、高亏损率、高转移支付的游戏可持续到哪一年？

　　区域均衡发展：全球几乎没有的成功案例

　　从19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区域振兴政策，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东北振兴或中部崛起，政府的投入和银行部门的信贷支持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投资效益却令人忧虑，投资报酬率在逐年递减。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可以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来解释的。

　　如从全球来看，世界一半的GDP是由占世界土地面积1.5%的地方创造出来的，而这么小的经济板块却居住着全球1/6的人口。同样，中国东部也只有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因此，规模经济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一倍，利润就降低6%。因此，大城市的积聚效应是最明显的，如纽约的地方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所有的州，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

　　国内也是如此，如深圳的出口额曾经一度超过整个印度。而东莞也曾成为全球规模经济中的神话：磁头和电脑机箱占全球的40%，覆铜板和驱动器占全球30%，IBM、康柏、惠普、贝尔等电脑公司都把东莞作为重要零部件采购基地。中国服装曾经有1/5出自东莞，而羊毛衫年产2亿件以上，东莞还是中国家具的最大出口基地。所以，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是靠局部来推动的，不均衡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以上这些数据和事例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对中西部地区的高投入容易导致规模不经济。事实上，中国中西部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就连东部一些城市也不例外，规模过小导致产出率的下降。虽然目前中国的交通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经济学上的距离却不等同于地理学上的距离，或仅以传送速度来衡量的距离，它应该是衡量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故中西部地区仅仅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来吸引产业资本是远远不够的。

　　1990年代末以来，政府除了不断地提及“扩内需、促消费”，并希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西部的经济发达程度能接近东部，推出了一系列区域发展优惠政策。然而，过去16年来倾斜的大幅投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却没有明显缩小。

　　早在1935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就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爱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