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起国企将不再承担“三供一业”费用

上一轮国企改革，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步伐不一样，“三供一业”等国企办社会有的已经剥离了，有的尚未剥离。这次是针对尚未剥离这部分职能的的那些企业，立意整体解决这一问题。

国企在去除办社会包袱、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又前进了一步。

作为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的重要内容，国企职工家属区的供水、供电、供热(供气)及物业管理(统称“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将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2019年起，国企不再以任何方式为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承担相关费用。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国企在经济效益好的时候没有及时解决历史包袱问题，是当前国企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此次意见正是在严峻形势逼迫下倒逼的改革;在分离移交成本上，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中央财政对央企承担更多责任，地方财政则对地方国企负担相应的成本。

这一移交是解决国企严重冗员的重要内容，地方市政将根据“标准定编”接受一部分国企职工，剩余的员工通过转岗等方式实现内部消化，因而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现象。

国企不再承担“三供一业”费用

据中国政府网22日消息，国办近日转发了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提出，2016年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含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对相关设备设施进行必要的维修改造，达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平均水平后，分户设表、按户收费，交由专业化企业或机构实行社会化管理。

意见设定的时间表是，到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分离工作。2019年起国有企业不再以任何方式为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承担相关费用。

至此，国有企业将不再承担与主业发展方向不符的公共服务职能，国有企业不得在工资福利外对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进行补贴，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保障国有企业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实际上，去年公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已经明确要求，建立政府和国有企业合理分担成本的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采取分离移交、重组改制、关闭撤销等方式，剥离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和所办医院、学校、社区等公共服务机构。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也强调，今年务必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让国有企业瘦身健体，增强核心竞争力。

国企“三供一业”长期来因为效率及冗员等问题而备受指责，中央曾就此先后出台国企主辅分离、国企分离办社会职能等政策，但并未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上一轮国企改革，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步伐不一样，“三供一业”等国企办社会有的已经剥离了，有的尚未剥离。这次是针对尚未剥离这部分职能的的那些企业，立意整体解决这一问题。

形势倒逼改革

著名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本来这项工作应该在国企经济效益好的时候做，通过投资改造移交是最好的选择，可惜那个时候没做，现在来做很多企业已经力不从心了，这增大了工作的难度。

“在国企好的时候，没人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那一任领导认为，问题不是我造成的，干嘛去管那些事情，领导计算得失，就跟修城市地下水道一样，看不到业绩，就没有推动的动力。”他说。

一个典型就是黑龙江龙煤，据他透露，在龙煤经济效益最好的时候，有关部门曾问龙煤，是否该趁机解决历史包袱问题，但龙煤并没有行动。

“时点好的时候没有及时解决，现在困难了，就寻求政府。”周放生表示，历史包袱给企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到今天形势所迫，不得不解决了，政府也意识到困难的严重性了。

胡迟表示，从时机上讲，现在分离难度确实更大，不过国企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改革条件比较好时，改革者的主观意愿并不强。“改革大都是倒逼出来的，现在不能再拖了。”

胡迟认为，现在加快剥离这部分职能还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的时间节点有关，这两者都要求国企改革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

分离移交成本由企业政府共同承担

分离移交“三供一业”涉及一部分费用，包括相关设施维修维护费用，基建和改造工程项目的可研费用、设计费用、旧设备设施拆除费用、施工费用、监理费等。意见表示，这部分费用将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

具体来讲，中央企业的分离移交费用由中央财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50%，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及移交企业的主管企业承担比例不低于30%，其余部分由移交企业自身承担。原政策性破产中央企业的分离移交费用由中央财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额承担。

地方国有企业分离移交费用由地方人民政府明确解决办法。其中1998年1月1日以后中央下放地方的煤炭、有色金属、军工等企业(含政策性破产企业)分离移交费用由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

胡迟表示，分摊比例上，央企的收益上缴中央财政，而且央企多数是全局性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中央财政承担这部分成本是合情合理，责权一致的。

对于地方国企，胡迟与周放生都认为，地方财政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地方国企分摊比例可能会参照中央的情况，但不好一刀切，应该注意参考企业的性质、历史经营情况、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等因素。

对于分离可能造成的部分失业，意见要求妥善安置人员，原则上按照地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政策标准接收安置，按照有关政策无法接收的人员由移交企业妥善安置。企业集团公司及移交企业要做好相关工作衔接，深入细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确保企业正常运转和职工队伍稳定。

周放生表示，“三供一业”会按照“标准定编”的原则来进行地方接收。举个例子，企业的供电站有100人需要交给地方供电局，供电局作为接收方会合并同类项后，核准编制，按照核准编制数比如50人来接收，其他多余的50人则由原企业来妥善安置。

这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对就业有一定的影响。但周放生与胡迟都认为，这并不会造成明显的失业现象。

“具体操作要看国企和地方的协议，脱离之后有两种情况：可能是业务跟人一起走，并没有造成失业，只是国企职工丧失了本有的身份;也可能是人留下，业务带走，在国企中转岗并内部消化。所以，从量上说，对就业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像去产能那样引发大规模的失业。”胡迟说，改革大的方向是市场化，社会化，将承担社会职能的人和资产并入市政，这必然涉及资产的移交和人员的转移。

我国国企面临着严重的冗员问题。据胡迟介绍，同样的产量，我们国企比国外所需劳动人员要多，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次剥离，对解决国企冗员问题有一定的帮助。

胡迟强调在剥离过程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谈判要有确定的结果，不能反复。他举例介绍，东北某国企剥离了小学学校后，学校的资产和人一起并入市政，但之后学校发展不好，职工待遇也不好，这些职工就开始上访，要求回归央企。一定要避免类似现象。

实际上，2012年以来，国资委、财政部先后在黑龙江、河南、湖南、重庆、辽宁、吉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等10省(市)开展了中央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试点。

就在意见公布的前夕(6月20日)，黑龙江龙煤集团矿区已经举行了“三供一业”职能交接签约仪式，黑龙江省副省长李海涛强调各级政府要把任务责任分解落实下去，逐户、逐项、逐人核实接收，力争做到不留后遗症。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汤吉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在东北等地方，国企厂办大集体、厂办社会的问题比较复杂，即使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资本没有意愿也没有实力进入这些企业。

汤吉军表示，必须按市场化原则剥离这些职能，不过在剥离过程中他认为应该视具体情况分类对待。“我们实际调研的结果是，不少央企办的学校、医院等社会职能运作还是不错的，应该具体情况具体解决。”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者：wang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