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落后产能也应遵守市场规律

　　今年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元年，去库存、去产能是改革的重要任务。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原则，积极做好“去产能”信贷服务；加强直接融资市场建设，支持钢铁、煤炭企业去杠杆、降成本。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项改革遇到了一些挑战。我们首先做的工作是去库存，刺激需求。比如从年初开始的地产业去库存，不仅导致一二三线城市房价大涨，销量也猛增。监测机构的数据显示，35个中国城市中，一二线城市3月的新建商品住宅库存量同比都有所减少，分别下降18.7%和5.3%。一二线很多城市需要补库存，但供给严重过剩的三线城市去化并无起色。这意味着一二线城市接下来会增加地产投资以弥补库存。再加上中国政府批准了一系列基建项目并启动“双百”工程，即百万公里农村公路建设工程与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百项骨干通道工程建设，这将带来巨大的需求。

　　正是这种可预期的巨大需求，以及一季度宽松货币政策制造的过多流动性与通胀预期，在过去的数周，迅速被资本市场的投机客兑现，包括钢铁、铁矿石、有色等商品期货价格出现连续且大幅的上涨。源源不断的需求与迅速反弹的价格，对于这些过剩产能行业意味着久旱逢甘霖。在过去数周，一些过剩产业的闲置产能开始大面积复产。

　　一旦市场变得繁荣，所谓“产能过剩状况”就会消失，当产能不再过剩的时候，想要关闭那些落后的过剩产能就变得异常艰难。因为不管对于企业，还是地方政府与银行而言，拥有现实生存的机会，就不可能选择死亡来制造大量下岗工人难题以及呆坏账，去产能的阻力因此加大。因此，先去库存并刺激需求，后去产能的做法，实际上是依靠新的信用扩张复活过剩产能，将这一问题继续拖延下去。

　　去产能毕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尽管新的不可持续的刺激大幅减少了过剩产能，但是，去产能的工作还是要继续。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判断哪些是应该关闭的过剩产能，新刺激让判断更加艰难。通常，哪一些是过剩产能与僵尸企业，应该由市场判断，那些不断依靠债务存活而产品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中灭亡。但中国之所以存在“过剩产能”与“僵尸企业”，恰恰是因为非市场化的因素让他们死而不僵，因为大部分是国有企业。

　　无法判断哪些企业属于落后产能，所以，去产能只能从产能总量上判断过剩状况，然后由各地决定关闭哪些落后的企业，留下有效率的工厂。但是，这样的方式存在道德风险，即具有决定权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关闭民营企业，而留下一些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市场不是决定性力量，而是利益：一些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同一利益群体，如果关闭国有企业，需要政府出面安置下岗职工，处理呆坏账。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需要关闭一些产能时首先选择的是与国企抢夺资源和市场的“乡镇企业”；而在2003年左右，政府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关闭了一家由地方政府支持但违规的民营钢铁公司，在关闭后的数年，中国钢铁产能增长了数倍，钢铁企业在中国地产与基建投资热潮中赚得盆满钵满，并且不断扩张产能，才出现了现在的过剩局面。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河北一家依然盈利的民营钢铁公司老板与亏损严重的国有钢铁负责人在河北省委书记面前辩解自己的企业为何高效灵活。实际上，部分民营企业担心自己成为去产能政策的牺牲品。

　　以去产能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顺序上先去库存并刺激需求，就减弱了倒逼改革的压力，让一些过剩产能复活，只有在倒逼的状态下才能推动改革，并选出落后而多余的产能；其次，去产能不能只制定指标，而应该交予市场决定，防止一些地方政府继续扶持低效的国有企业，从而将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时，还可能误伤更高效的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