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界碑因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旅游景点

新华社天津１０月２５日电（记者李鲲）　京津冀交界山区的一处烽火台旧址上，有一座界桩名叫“三界碑”，三棱柱形，高不到１米。三界碑下，分属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河北省兴隆县陡子峪乡的小村庄彼此接壤。

这里是京津冀交界处，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神经末梢”。战略实施前后，记者三次来到三界碑下的农村采访，切身体会三地百姓生活的点滴变化。

２０１３年７月，记者跟随天津下营镇供电营业所运行班班长李述记第一次登上三界碑。当时烽火台旧址略显破旧，雨后的地面有些泥泞。李述记说，由于信号交叉，在三界碑上往不同方向走几步，就会收到京津冀三地手机通信运营商发来漫游提示短信，平日里通话常被算成是打长途。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后，记者２０１４年９月第二次登上三界碑，烽火台旧址得到了平整，碑上的字迹也重新粉刷。站在三界碑上往下望，河北方向机器轰鸣，连接陡子峪乡政府和下辖的龙门、前干涧两个村的公路正在施工，那时，从乡政府到这两个村必须先绕道天津。

也是在那时，记者第一次见到了陡子峪乡沥水沟村的妇女主任蔡金莲。听了３０年“京津冀一体化”的她问记者，“既然一体化，差距为何这么大？”采访中，蔡金莲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这些差距，而这种强烈的落差感来自于与她四姐的对比。

四姐蔡金荣比蔡金莲大三岁，嫁到了隔壁的将军关村，而那里属于北京市平谷区。姐妹俩的生活在３０年的时间里逐渐“形同天壤”。连接将军关村和沥水沟村的路有一块蓝色的路标，路标两侧，北京平整的柏油路到河北就变成了水泥砖块拼接的小路，沥水沟村在外上学的孩子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坐车回家时不用看车窗外，一颠簸就知道回河北了”。

蔡金莲对喝水问题的隐忧时时挂在嘴边。她家院子里的水窖存着山泉水、雨水，她从小到大喝了几十年，总感觉有种怪味。后来，她和丈夫在自家小院里挖了一口浅水井，井口距离厕所仅２米多，总感觉不卫生。而四姐蔡金荣的村子，上世纪８０年代便喝上了深井水，近年来又住上了村里统一盖的二层小楼。

还有收入、教育、医疗等等，三界碑下村民的生活差距成了京津冀发展不协调的缩影。当时，借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契机，记者问蔡金莲有什么期待，她说：“我最希望像四姐一样喝上干净水。”

２０１６年９月，当记者第三次登上三界碑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给三地百姓生活带来的变化，已远远超过了蔡金莲的预期。

打电话再不用担心“被漫游”了。三家基础电信企业于２０１５年８月取消了京津冀手机漫游费和长途费。此外，刚刚离任的河北陡子峪乡乡长贾国告诉记者，２０１６年乡里还建好了基站，４Ｇ信号也覆盖了。

断头路正在接通。站在三界碑上看，河北方向的山间有一条路宛如白龙盘旋，两年前看到的那条连乡公路已建成通车，贾国告诉记者，这条路让乡政府到前干涧村、龙门村的时间至少缩了一半，村里百姓去乡里办事再也不用绕道了。

即将改变的还有连接蔡金莲和蔡金荣家的路。贾国告诉记者，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公路同级对接，这条路马上要重修了，此外，承平高速也完善了规划，将给陡子峪乡留出口。

吃水问题有望彻底解决。三界碑一带由于地质构造原因，缺水问题长期困扰着许多乡村，当记者第三次来到三界碑地区调研时，甘甜的深井水已通到了蔡金莲的家中，４９岁的她把两盆盆栽压在院子里水窖的盖子上，和用了半个世纪的吃水方式说再见。

同样即将摆脱水窖的，还有陡子峪乡的前干涧村。２０１５年底，新中国成立后前干涧村打的第１５眼深井终于稳定出水，等管线铺设完毕，村民就能在家中喝上深井水了。村主任刘海燕正在带头兴办农家院，希望像天津前干涧村一样发展旅游脱贫致富。

天津前干涧村与河北前干涧村同名且相邻，那里也有了新变化。村委会主任张雪松告诉记者，继７０年代打出第一眼深井后，在天铁集团的帮扶下，村里又打了两眼深水井，预计今年年底通水入户，进一步保障饮水安全。

一系列问题解决的背后，是三地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的频繁互动与协调。兴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谢敏金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他们县领导不下１５次去北京和天津有关部门交流，县里和北京相互挂职的干部也多了起来，以政府部门为单位的互动不断，“这些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协同多了，差距小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三地互相帮助也多了起来。贾国告诉记者，陡子峪乡有３０平方公里区域纳入到“环北京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范围，由北京市出资，每平方公里投资６５万元，为当地修河坝、建设树下工程、改水改厕、处理垃圾。

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频繁交流，让三界碑变成了旅游景点，再看三界碑下，三地村民的生活，已是新篇。

(编辑者：zhux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