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去产能“死结”：人多和债多成为两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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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8-10 15:42:11编辑：arince来源：欧普钢网
武钢大厦有些冷清。友谊大道上这幢偌大的楼宇，曾是武汉引以为傲的标签之一。每天早晨，武钢董事长马国强习惯在这栋大楼里和全体中层人员开晨会，听取下属汇报生产经营情况。在武钢职工眼里，当下这个掌管着超过8万
武钢大厦有些冷清。友谊大道上这幢偌大的楼宇，曾是武汉引以为傲的标签之一。每天早晨，武钢董事长马国强习惯在这栋大楼里和全体中层人员开晨会，听取下属汇报生产经营情况。在武钢职工眼里，当下这个掌管着超过8万人、全球排名第四的特大钢铁企业的董事长压力很大，“经常出差，有时连秘书都不带，拿个包就走了。”
马国强现在操心的问题可谓错综复杂。今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武钢，勉励武钢要勇于创新，在去产能大背景下，关停旧产能，并带领武钢这个去年A股亏损王走出困境。这是压在马国强这个当家人肩膀上的重担。
也是在这个月，市场上风传已久的武钢和宝钢重组传言终于落地，重组后的这家钢铁公司产能将超过7000万吨，超过河北钢铁，位居行业第一。整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人员分流安置、资产合并、业务重组等诸多问题，熟知国企改革的人都知道，这背后的工作难度和强度远非一纸文件这么简单。
武钢大厦往东10公里，是其全资子公司武钢重工所在地。不久前，马国强在这里亲自将45名职工送出了大门，赴其他公司当协警。武钢对此作出承诺，这些人仍然保有“武钢正式职工”的身份，只是武钢压力太大，这些职工去别的地方工作，收入不会比在武钢差。
事实上，这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战役，这45人只是全国将要下岗分流的50万名钢铁工人的缩影。
今年2月，国务院下发6号文，要求用5年时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亿-1.5亿吨。两个月后，财政部下发配套文件，对5年1000亿元化解钢铁煤炭产能配套资金如何分配和使用进行了说明。5月中，财政部再发通知，确定2016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276.43亿元年度配套资金。至此，包含了奖补资金、财税支持、金融支持、职工安置、国土、环保、质量、安全在内的八项配套政策以及整体实施方案全部公布。
决策层接二连三的动作，让地方政府如坐针毡。河北、山东、河南、广东、云南等多省区陆续出台过剩产能压减的具体目标，河北省提出今年要退出1422万吨炼钢产能，广东到今年底将实现全省国有关停的“僵尸企业”基本出清，将钢铁产能控制在4000万吨以内。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钢铁去产能之战，却在2016年第一个季度迎头赶上了一场来势汹汹的复产潮。
今年4月，国内钢铁日均产量达到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2月以来每周的高炉个数开工率和容积开工率一直在上升。地方政府“是否真有（去产能）实质性举措”的态度也备受质疑。
钢铁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重工业，曾经被誉为新中国发展的脊梁。如今，这个曾经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传统行业走到了时代拐点。史上最严和最大力度的产能出清政策下，这个曾热火朝天的行业像高速飞驰的列车，一脚急刹，方寸难控。
被“抛弃”的一代
2016年5月，对岳敏来说，是黑暗的一个月。
上旬的一天，他照旧到河北省一家民营钢铁企业的综合服务处上班，电话铃响，部门主管让他去一趟办公室。主管告诉他，因为企业效益问题，需要他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去参加安全知识培训。岳敏有心理准备，很多工友已经接到通知，培训期间需要天天上课，当月会有800元工资，培训考试不合格，800元工资悉数扣发。
“就是想让你主动辞职，你不去800块都不给你，去了800块钱也不够活。”最终，岳敏选择了辞职。
岳敏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那段时间，他所在的企业，除了销售和采购部门外，其他部门都在大幅裁员，而且不是一次裁完，分三次进行。
“以前我们办公室一年招待费都是200万，采取措施后，一年至少节省几十万。”岳敏说，以前无论是出去做对标，还是上级搞检查，出去吃喝，“搞点小节目”，都是稀松平常的事，现在甚至上级来检查也不管饭。员工下岗或者减薪，收入减半，打车等消费自然也随之减少。辞职做了出租车司机的小岳，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而1000多公里之外的武汉，张军也在经历相同的焦灼。
去年12月底，58岁的张军终于能轻松下来休息几天。自从30岁转业进入武钢集团，他已经在这个企业工作了28年。
他热爱这份工作。他的东家武钢有矿山采掘、炼焦、炼铁、炼钢、轧钢及物流、配套公辅设施等业务，曾联合重组鄂钢、柳钢、昆钢，成为生产规模近4000万吨的集团，居世界钢铁行业第四位。
作为轧钢厂车间不可或缺的技术骨干，他的休假申请已经被一拖再拖，一年马上就要结束时，单位批准了他的年假。但回家没两天，张军突然接到单位电话，通知他去单位签“歇岗”协议。
此前，虽然他对行业和武钢的处境有所了解，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更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和这波产业低潮捆绑起来。
后来张军才知道，这个月，武钢开始动员临近退休年龄的员工提前退休。为公平起见，离退休5年内的，根据年龄大小一刀切。
“在这之前我们什么消息都没听到，毫无准备，当时很难接受。”张军的老伴苏林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
“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不是应该安心养老了吗？现在反而被裁，影响退休不说，这两年收入也少了很多，心里自然不舒服。”张军同样心有怨念。
张军原本月收入四五千元，“歇岗”后每月会拿到2600元的“13号工资”。武钢每月发放两次工资，13号发基本工资，25号发绩效工资。所谓13号工资是指基本工资。以后他只能一直拿基本工资，直到2018年退休。
武钢为了照顾年龄稍大、在求职市场上处于弱势的员工，规定只有离退休仅剩两年的老员工可以享受“歇岗”安置。在“歇岗”之外，还有“居家”。这是针对离退休还差5年的员工的分流方式。比如一名职工今年55岁，按规定，技术工种60岁退休，现在效益不好需要“居家”，到达退休年龄前这5年间，每月发1500元的生活费，再额外每月发700元，一共是2200元，比同等工资水平的“歇岗”者少了400元。如果响应单位政策，还可额外一次性获得奖励5000元。
数万名钢铁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命运就此改变。今年两会期间，马国强首度对媒体公开透露，武钢员工数量将从8万人减至3万人。
苏林从小在武钢长大。父亲1958年从湖南老家来到武钢，是“武钢一代”。1954年，国家批准建立武汉钢铁公司，来自全国10余省份的5万多名工人和7万多名家属集结在长江边的这个城市。沿江建起了16个街坊、50万平方米的武钢职工生活区。
这片以街坊区分的红砖建筑，是1958年由苏联专家指导所建，从空中俯瞰，正好是个硕大的“红双喜”。生活区的房子因外墙大多被涂成红色，得名“红钢城”。
苏林从小就是别人羡慕的“武钢子弟”。“家有武钢，心里不慌”，她常听武钢人这么说。和很多大型国企一样，武钢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发电厂、快餐公司、电影院，甚至还有包装纸上印着“武钢”的冰棍。对武钢人来说，这都是身份的象征，也浓缩了他们对这家老国企的感情。
苏林1983年进厂，三年前退休，在武钢工作了整整30年。她的5个兄弟姐妹均在武钢工作。他们见证了武钢半个世纪的兴衰变迁：从一家项目需要苏联援建的企业，晋升国家一级企业，全国最大的方坯连铸机建成投产，武钢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武钢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等。她的青春和家庭，和武钢的点点滴滴紧密相连。而今，一代人的记忆也变得暗淡。
一个产业的整体性决策落地成无数个个体的命运，苏林的姐夫赵伟比张军早20年经历了这个过程。
1997年，在武钢做炉前工的赵伟，被要求提前5年内退，彼时正值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潮。当时，处于集中调整阶段的国企，有大量工人下岗。有文章叙述当年下岗工人的艰辛，一些下岗者失去收入来源，到菜场徘徊，等小贩收摊时不得不偷拾菜叶维持生活。
然而，那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后的黄金时代，短暂的痛苦，换回了国企的活力和后续发展。大量国企改制和私营企业崛起，实现了新中国市场经济历史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那轮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中，下岗的赵伟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正式工人薪水为5000来元每月，少了一半的收入。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先例，这一次大家才那么顾虑。张军到60岁时，跟别人工作到60岁的人相比，退休金就要少很多。”苏林忧心忡忡，“为什么我们担心呢？有先例在那里，历史总在重复。”
国家层面也在安抚人心。为了促进钢铁产业去产能，在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副部长刘昆曾表示，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讨论稿已完成，采用基础奖补再加阶梯式奖补的办法。
这一笔巨额专项资金让各地政府企业热情高涨，随后地方政府设定的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目标之和甚至超过了中央拟定的目标，但这笔奖补资金到底如何公平、公正、有效地分配，自然成为焦点问题。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去产能能否收到成效，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人到哪里去，钱从哪里来。这需要各个部门政策配套，行政改革、财政改革、税务改革、税贸改革、国企改革五大改革配套去产能。虽然国家拨款以备人员安置，但这不仅仅是拨款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人员分流后，相应部门需要解决养老保险的问题，而现在的部门政策都没有配套。
类似的悲情场景在全国很多大钢厂一样在上演。
马钢董事长高海建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这样一幕：马钢关闭一个厂房后，仍有员工照常天天去上班。虽然机器都停了，员工仍然拿着抹布擦试机器设备，就等着有一天复产，“很多工人一辈子就干这一个事，别的可能也不会干，他们把感情全都寄托在钢厂。尤其有些老人，他就觉得企业在我就在，我不管它停还是不停，发不发工资我都来上班，机器设备转不转，我都要给它擦试。”
而对年轻一代来说，钢厂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苏林的儿子是第三代武钢人。10年前他进入武钢时，正赶上武钢第三次创业。武钢的钢铁产能从不到900万吨，到通过2005年至2006年的三次兼并，一举跃至3000万吨，直逼行业老大宝钢。
苏林的儿子曾就职于武钢附属单位北湖经济开发公司。这家劳务输出公司下有大量劳务工，同工不同酬，武钢哪个岗位需要人，就临时派过去。工人面对的工作分A类岗和B类岗。比如，单位拨款5000元，A类岗（全民岗位）可以拿到5000元，并享受所有福利待遇。B类岗就只能拿到1700元，除医疗待遇外，不能享有其他福利待遇。同样的工作，收入待遇差别很大，苏林的儿子不是正式工，在武钢减产前做炉前工，是高危岗位，每月却只有1700元的收入。去年，苏林的儿子选择主动辞职。与苏林等自认为“被抛弃的一代人”相比，儿子成了家族中第一个主动“逃离”武钢的人。
在青山区工业四路上，有一座全钢结构的三层小楼，这是武钢博物馆。馆中记载了武钢的辉煌历史，也记录着老一辈武钢人的梦想。在老一辈武钢人看来，新一辈武钢人已经不一样。目前在武钢一线工人中，仍以40多岁为主，30多岁的极少，年龄层出现严重的断档。
去产能“死结”
找钢网北京办公室，下午4点22分。电子屏幕上的交易额还在跳跃。
“今天应该能过6万，5月的日交易额有时候超过7万。”找钢网高级副总裁郎永淳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
郎永淳注意到，今年上半年，尤其是四五月份，钢铁交易出现了一个反常情况。找钢网去年的日平均交易量是20万吨左右，但今年前五个月，有很多次日均交易额远超22万吨，这也意味着，在国家多部门着力部署去产能的几个月里，钢铁的交易量比之前反而提高了10%。来自找钢网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找钢商城的销售额比2015年1月到5月份翻了一番。
不仅交易更加活跃，而且钢价也明显上涨。浙江物产从事钢贸业务的李爽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从12月份下旬开始一直涨到4月份，国家一直说去产能，叫了大半年将近一年爆发了。我记得很清楚，本来价格是1700、1800，最高涨到3000。一季度的这种涨价应该是五六年之内都没有遇到过的。”
截至本刊发稿，钢材期货仍震荡走高，钢坯再度上涨50，现货市场也在大幅跟涨。
这无疑是个怪现状。今年上半年，政府相关部门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去产能的大背景下，行业热度不降反增。不仅如此，原本停产的企业也开始复产。去年，钢铁行业停产产能在1.1亿吨左右，淘汰产能6000多万吨，然而，今年集中复产的却占据了一半。数据显示，对钢铁行业复产的程度有了更加具体的说明。从今年2月到5月的第3周，全行业共复产102座高炉，其中，2月复产13座，3月份复产48座，4月份复产24座，3个半月复产总容积8.42万立方米，年化产能约8200万吨，而复产的企业，绝大部分为停产较久后复产，有一小部分是检修后恢复生产。
“5个不明确，让去产能难上加难。”李锦说，山东的一个钢铁集团董事长曾向他抱怨：现在钢铁行业哪些需要去产能，哪些需要降指标，这点不明确，另外，哪些企业去产能不明确，责任主体不明确，配套政策不明确，动力机制不明确，五个问题都是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所以大家只能等。”
政府行政下达的去产能指标为9000万吨到1亿吨，其中，全国四大主要钢铁生产省份，河北省主动认领1亿吨，江苏认领1000万吨，山东1000万吨，山西300万吨，但现实层面，四大产钢大省基本上都没有采取实质措施。李锦说，重化工业集中的北方，压力最为集中，尤其是钢铁、煤炭大省。所以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苏等省份相对来说比较主动，而南方，包括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去产能压力不是很重。
事实上，地方大员们面临的问题同样让他们左右为难。虽然很多地方政府积极认领了去产能任务，并在各种场合吹风督促任务的达成，可实际上只是陆续开展了周边工作，并未真正体现在产能减少上。
李锦说，他在地方调研时发现，地方政府去产能主要是来自于压力，真实情况是“不想去，不能去，不敢去”。尤其一些钢铁大省，去产能后没有替代的产业。因此，很多人有一种“熬”的心理，希望熬过冬天，其他人的产能去掉了，产品价格会上涨，自己的春天就来了。
“厂长不想去产能，市长不想，行长也不想，‘三个长’都不想，这三个人是连在一起的。去产能，三方面都有损失，这是个百分之百的普遍现象，没有一个例外。”李锦说，因为钢铁企业都是当地政府、尤其在县市一级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其亏损还是盈利，直接影响着当地的财政税收和GDP，谁当市长都不会有去产能的经济动力。而钢厂大多靠银行贷款支撑，去产能，减利润，对于银行行长来说也不是好事。所以三个“长”都在等上面下任务压到头上再执行。
对于这种现实状况，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放出了狠话：“各省区市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就是军令状，年底要一一盘点交账。”
7月14日上午，赵辰昕在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说，国务院领导多次明确指出，今年钢铁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必须完成。近期钢材价格回升，的确会影响去产能的积极性，但各地去产能都签了军令状，没有完成全年任务的，都将被严肃问责。
但一头是泰山压顶式的行政命令，另一头是关乎区域经济和发展大任的现实之踵。这一组现实矛盾如同一个死结，横亘在决策者与生产企业之间，扭曲而又无从回避。
“人、债”两座大山
“人多、债多，这是关键问题。”武钢外宣办主任孙劲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以民营企业沙钢为例，沙钢的效益比我们高20%。不说别的，单说用人，武钢是四班三倒，沙钢是三班三倒，我们相当于是四批人做三批人的工作。光一个岗位上，沙钢就比武钢少了一个班，一个班多少人？少则5个人，多则七八个，十几个人。”
国有企业吨钢成本明显高于民营企业，在业内已不稀奇。一家国有钢企高管向本刊抱怨称，国企人多以及员工分流压力大是必然的。民企也有转岗去产能的问题，但由于民企的人员优化以自我调节为主，可以直接下岗，负担没有国企重，问题也没有国企那么集中和突出。
今年1月12日，武钢集团公司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正式成立，收回了物业等一些外包的业务板块，腾出的岗位在内部进行消化。此外，武钢也正在和武汉市人社部门合作，拓展新岗位。3月19日，武汉市人社局举办了一场针对武钢职工的万人专场招聘会，有3000多名武钢职工找到了相关岗位。
除安置分流外，马国强的办法是求助非钢产业。“现在武钢8万人，不可能8万人都去炼钢炼铁，可能我们只需要3万人炼钢，其他4万到5万人要分流到非钢业务或寻找新的工作岗位。”马国强透露，今年武钢在多元化业务方面，将重点聚焦在城市建设、节能环保、城市服务等。
孙劲告诉《中国企业家》，以前武钢有很多二级单位、三级单位，三级单位上面也有很多经济实体，有的经济实体不仅不赚钱，而且还会消耗集团的资金，“我们有的公司，一家公司下面有100多家子公司。其中就有一些僵尸企业，该关都关，该停的停。”
他进一步强调，武钢的产业发展思路是聚焦和向外。聚焦到赚钱的行业，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几个赚钱的业务上；向外则是针对一些服务类业务，以前只为武钢提供生产和服务，现在，这些企业需要打开大门，面向社会营业。武钢尝试将退出现职的管理人员充实到业务一线，作为牵头人，带着职工向外发展，可以开拓多元业务，也可以组织业务输出。武钢集团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下面有若干个牵头人组成的小组，带动职工向外突围。
除人员安置外，成本高、负债压力大是另一个难题。今年一季度，武钢发布的年报显示，2015年，武钢生产铁1515.5万吨、钢1539.6万吨、材1434.0万吨，实现营业收入583.38亿元，较2014年的993.73亿元大幅减少41.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15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武钢自1999年上市以后17年间首次亏损。
截至2015年底，武钢股份总负债658.62亿元，资产负债率达69.7%。而到今年一季报，其负债总额已增至682.17亿元，负债率首次突破70%。从全国来看，去年下半年，钢铁行业陷入全行业亏损。在持续信贷紧缩背景下，2015年中国大型钢企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0.06%，部分企业现金流紧张。
更令渤海钢铁及天津市政府焦头烂额的是，该公司正拖欠1920亿元金融债务，涉及到包括超过7家银行在内的105家债权方。
事实上，对于在行业寒冬中陷入困境的钢铁企业来说，各有各的煎熬。自2014年12月以来，曾一度徘徊在破产边缘的中钢集团依然在各方博弈中艰难自救。
今年4月，中钢集团几经协商的债务重组方案上报国务院，方案涉及与几十家银行谈成的减债、展期、债转股等条款，最终债务规模有望降至600亿元左右，其中，债转股的比例大约占到一半，展期的部分债务时限为6年。
但围绕这一方案的后续进展始终未能落地，截至目前，在巨额亏损泥潭里挣扎了两年之久的中钢集团依然危机重重。
无独有偶，今年7月，东北特钢集团再次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这家中国北方最大的国有特钢企业在最近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连续7只债券连环违约，共计47.7亿元（不含利息），让债权人恐慌的是，截至目前，东北特钢集团仍无具体的解决方案。
整个钢铁行业在持久亏损的冲击下，压缩产能意味着断臂求生、揭疤亮丑。但海面以上是冰山一角，海面以下隐藏着更大的山体。
内外纾困
惨淡的现状倒逼着全国钢铁企业寻求新的求生路径，借助互联网成了当下唯一的救命稻草。
“一段时间的试水，武钢通过找钢网撮合了200多万吨钢材交易，除此之外，后者通过自营，替武钢卖了30多万吨钢材。”孙劲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
但去产能大棒下，企业主动转型动力有限。“互联网+”为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的契机，让钢铁生产企业开始回归商业的本质，借助电商的大数据，优化产业的运营模式，通过网络零售、网络分销环节的数据化倒逼产业转型。
“目前钢铁行业在工艺、产品和观念上的创新力度还不够。我们不仅要让工艺和产品的创新更有效，还要注重观念的创新。”马国强说。
在马国强看来，最传统的钢铁行业和互联在很多方面可以实现结合。他说，企业要改变过去长期的习惯，设备适合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生产出什么来以后就要想方设法找客户把这些销售出去，这是传统的模式。“有了互联网，就应该要倒过来，客户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什么，需要多少钢材，都能很便捷地通过互联网生成我们企业的合同，生成订单。”
在诸多业内人士眼里，马国强颇有财务运作背景，且职业生涯一直聚焦在钢铁行业，曾在带领宝钢集团走出经营困境中发挥重要作用。一名熟知武钢集团的钢铁行业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武钢当前的困境有着自身历史和行业双重原因，“马国强从宝钢空降到武钢有点像救火队长，他虽然不是学钢铁出身，但非常有想法。”
产业转型背景下，马国强的确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他说，钢铁行业应该借助互联网来定制化生产，以前是批量化生产，可能将来也要过渡到定制化生产，内部智能制造、信息化也要同步跟上，“这是现在钢铁行业在迎接未来的智能制造2025也好、工业4.0也好，大家都在探索的一条路。我们界定互联网是一个手段，但是这个手段背后，更多的是观念的变化。就武钢而言，利用互联网这个手段，我们可以把战略产品通过互联网跟下游的用户更好的对接，那么它的需求能够很便捷地转化成我的生产订单。”
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江苏攀华集团是重庆钢铁的客户，此前，其购买重庆钢铁的钢板通过水路运到江苏进行加工，做成彩钢卷等产品。去年，重庆钢铁亏损近60亿元，“江苏攀华决定，直接承包重庆钢铁的五条生产线，怎么生产我来说，而不是你来定了。”一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下游企业承包上游生产线，钢板出来后，攀华直接就地加工，然后通过长江水运，精准对接，把终端产品彩钢卷等运到买家手里，节省了多次运输成本，压缩了中间链条。
郎永淳也举例表示，找钢网根据以往积累的交易数据发现，在交易平台上有一类特殊的买家，名为封头企业（封头是一种锅炉部件），每月都有固定需求。他们所需的钢板属性偏软，只有一个核心要求：折弯不开裂，柔韧性好，其他如平整度、硬度等均无过高要求。根据大数据分析，找钢网向一家钢厂下订单，每月生产固定产量的软性钢板供给封头企业。一方面，满足了下游用户的需求，提高了用户的体验度；另外反向定制，帮助钢厂有针对性地生产订单，满足细分领域的需求，提高产品的利润。
华东一家大型钢厂与找钢网合作试点杭州地区钢材市场。找钢网通过大数据分析社会库存、品种、消费量等，告诉该钢厂市场某个品种存在缺货等信息。钢厂迅速安排生产、发货、调整价格，两个月内将其在杭州地区的产品均价提升了30元/吨，钢厂市场决策也由慢变快。依托大数据中心，产销一体化使库存周转天数缩短到10天以内，压缩了每吨钢的存货周转天数，随之也降低了单吨钢的财务成本，实现真正让利于钢厂和终端用户，同时也使市场决策由慢变快。
钢铁企业也在利用互联网的手段，驱动钢厂生产组织模式变革。以合作的钢铁企业为例，钢厂本来已经计划排产A规格产品20000吨，然而交易数据显示该规格每月的销量是5000吨，且近期该品种的需求比较平稳，同时该规格的市场库存是10000吨。找钢网结合库存及需求信息判断，市场库存仍可销售2个月60天。这时，就可建议钢厂应暂停A规格产品生产。这样就能真正意义上帮助钢厂实现以销定产，避免资源浪费。
通过电商，生产企业将由以前的“批发制”转向“零售制”。在这过程中，电商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源和数据。对传统行业内的生产企业来说，这些数据的含金量极大。通过大数据，生产者和消费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消费者在网上的一举一动，生产商都能获悉；针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生产商可以迅速组织采购、生产和物流配送。在满足用户需求后，用户与生产商之间产生了粘性，按需生产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显示，在美国能充分利用海量数据的企业，能将其利润提高60%以上。电商平台的产生，可以使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大为下降。
找钢网创始人王东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去年实行去产能政策，加上市场行情不好，企业积极性不高，钢铁库存减少，从而造成今年上半年价格上涨。要想实现去产能目标，必须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保护优质产能，防止钢铁产品因去产能而库存减少，再次引起价格上涨，这时候，一些小作坊的落后产能就会释放出来填补市场空白。
曾经，河北唐山周边有数不清的小钢厂热火朝天搞生产。王东说，有些用钢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会从这类没有经营、开票资格的小企业手里买钢材。而营改增后，他们不得不从大钢厂买货，“营改增也是一个遏制落后产能的有效手段。”
多年累积下来的产业沉疴，让这个行业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合纵连横地保命突围。6月26日，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同时发布公告，两家公司战略重组。当天，从武钢建厂开始便在红钢城做餐饮生意的老陈告诉记者：“这里要拆了，只有一栋楼会留下作为纪念。”
这个来自河南的小餐馆老板不知道两家公司合并背后的根源是什么，也不了解互联网，方圆几公里内冷冷清清，两座专为武钢人兴建的大型综合商场也人迹寥寥。
红钢城已不复往日辉煌。
来源：西本新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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