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经济系统的“日本病”征兆

经济跃变敏感期 易积累房产泡沫

　　近日，一则上市公司拟出售两套学区房保壳的新闻引起舆论普遍关注，在折射出资本市场有关参与主体惨淡经营的同时，也向市场发出了如下强烈信号：当一线城市的房产成为资本保有品时，意味着局部经济领域已陷入较为严重的非理性繁荣；如若得不到有效治理，或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在理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之前，必须从国际比较、历史的制度分析以及横截面分析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经济，并找出当前面临诸多复杂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与美欧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尽管在经济规模、贸易体系延伸、金融市场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整体而言，依然是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并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时期的新兴经济体；从历史的制度分析来看，中国经过30余年的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已取得的相关进步已经改写或者正在改写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转型的某些结论，但是中国极为庞杂的经济转型能否取得最终成功，还取决于关键领域的存量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换句话说，占据经济总量五分之一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能否在顶层设计的基本框架下，在参与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以及参与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坐标系，进而创造出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市场效率，是激活中国经济活力的关键。而这个改革如能取得根本性成功，将为全球范围内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大国样本，也将引起经济学在局部领域的革命。至于横截面分析，即通过准确的数据采集，对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特定现象展开横剖研究，抽离表象，通过有效的参照系与分析工具，找到经济发展沉疴的深层次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视角，笔者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能级、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跃变的敏感时期：占据全球经济总量比重15.5%的中国经济，在全球顶层分工和关键领域的战略性影响仍与美欧甚至日本有着较大差距。中国去年创造的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比重不足40%；中国经济结构依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有效内需不足、部分经济领域产能严重过剩；而当中国经济增长逐步改变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如何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如何将经济增长轨道切换到基于技术的内生性进步与人力资本的提升，也是中国经济在发生跃变的敏感时期必须着力求解的高难度命题。

　　从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来看，在经济跃变的敏感期，往往容易积累房地产泡沫。这方面，日本的前车之鉴值得中国镜鉴。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谓风光不可一世，在制造业发展、先进技术研发、出口增长乃至资本市场发展等方面，一度将美国逼得透不过气来。但是日本在经济结构、基础研究、金融分工等领域与美国的差距却很大，尤其在关乎国家竞争力的金融领域，尽管雄心勃勃的日本政府和金融资本大力推进日元国际化并加快建设东京国际金融中心，进而实现由制造业强国和贸易强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升格的大国之梦。但掌握货币霸权的美国拥有从战略上锁定日本的能力，所谓一纸“广场协议”刺破日本泡沫经济，不免有点夸大其词，但是日本在股票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直接导致经济跌入“失落十年”，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日本内需不足、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出口、经济结构虚实倒挂，金融系统风险高度累积等现象，均可在今天的中国经济系统里找到类似的版本。尤其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房地产领域，中国局部地区的资产泡沫可能比日本当年的更为严重，稍微懂得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肯定不是中国经济肌体健康的表征。

深耕实体经济 跨越“日本病”陷阱

　　日本经济在患病之后，尽管依靠内部改革和微观市场主体的努力以及强大海外债权提供的支持，依然将整体经济竞争力保持在发达经济体的前列，但自那之后，日本经济一直没有跨越“五万亿美元”的能级陷阱，其经济规模从30年前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滑落到如今的三分之一，日元也未真正完成国际化，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甚至被新加坡超过，所有这些，均值得中国镜鉴。表面繁荣的房地产市场根本无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资本如果日益不务正业显然将严重拖延中国经济转型，而在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和扎实的贸易体系支持下，无论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还是更具战略意义的人民币国际化，都会失去基础性支撑。而一旦京沪等指标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不仅将触发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还有可能造成资本的大规模出逃与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这对中国既定的金融开放与发展战略而言，将是严重冲击，甚至有可能毁掉中国构建人民币全球交易与计价体系的努力。

　　今年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抑制资产泡沫”，但是在具体的执行层面，依然有很多值得检讨之处。任何泡沫的渊源都可从货币政策那儿找到影子，抑制资产泡沫当然应该正本清源，那种暂停土地拍卖或者从销售终端抑制购买的调控措施均属于治标不治本，甚至会向市场发出更大的价格反弹信号。而如何摆脱土地财政困局，消除房地产调控过程中出现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是亟需解决的迫切命题。

　　深耕实体经济永不过时，中国要避免“日本病”，必须在挖掘和提升有市场需求的传统工业增长潜力的同时，加大前瞻性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力度，使之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引擎，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另一方面，各级各地政府在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市场竞争门槛的同时，充分重视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实现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培育凝聚前沿技术和资本积累的新兴产业，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引领经济增长结构逐步恢复平衡。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