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启示

　　改革需要预期管理，应该提高政策的稳定性与透明度，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不能向市场传递混乱的信息与预期，更重要的是，必须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改革进程缓慢、反复会影响市场对改革方向以及改革决心的疑虑，不利于改革顺利推进。

　　正如去年1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举办2016年G20峰会的致辞中说，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和结构性改革，为各国增长注入动力，使世界 经济焕发活力。

　　在美国产业竞争力与技术水平都高于中国的背景下，中国必须以更快的速度与更坚定的决心推动改革，以免在未来新一轮技术革命驱动的全球增长周期中落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

　　可见，单纯的需求刺激可以短期减缓危机的冲击，却不能让经济恢复内生性增长，因为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必须推进结构性改革。

　　中国正在引领这场全球结构性改革浪潮，积极推动G20成员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达成共识。

　　正如去年1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举办2016年G20峰会的致辞中说，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和结构性改革，为各国增长注入动力，使世界 经济焕发活力。

　　在今年9月份由中国主办的G20峰会上，由部长级会议上已经通过的结构性改革九大领域和政策指导原则将会提交领导人峰会审议，有望在全球结构性改革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中国的供给侧有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从全球发展的角度考虑，中国必须以更积极的态度推动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中国处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中心位置，也是中美经济竞争所决定的。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十几年里，世界的分工格局是主要消费市场在欧美，东亚国家是主要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能源原材料输出地。次贷危机发生后，全球需要新的再平衡。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需要增加储蓄，推进再工业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基地，需要扩大内需，同时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中国冲击最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意味着中国在国际高端产业领域将遭遇强烈阻击，与此同时，因为中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大规模流向低成本地区，中国面临前后夹击的态势，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和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其次，在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更加重视与中国的竞争，奥巴马总统甚至多次表露出中国将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危机感。两国竞争谁胜谁负，取决于哪个国家能够尽快推进和完成结构性改革。

　　竞选时的奥巴马公开承诺“将把就业和制造业带回美国”， 2011年发布《振兴美国先进制造业》报告，此后又修订了新的版本。2009年美国首次发布《美国创新战略》，并经历了3次升级，提出要加大四个方面的投资力度，一是加强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资，二是加大和保持对高质量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的投入，三是投资建设21世纪先进的物质基础设施，四是投资发展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美国在供给侧大力推动制造业升级与创新驱动既给了中国启发，也带来了压力。

　　在美国产业竞争力与技术水平都高于中国的背景下，中国必须以更快的速度与更坚定的决心推动改革，以免在未来新一轮技术革命驱动的全球增长周期中落伍。

　　美国面临的结构性改革难度同样不小，因为其优势产业均处于全球顶端位置，提高效率以及技术水平的空间非常小，除非出现新一轮技术革命。

　　与此同时，美国还面临巨大的社会挑战，一是金融危机以及应对危机采取的货币政策加速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中产阶级萎缩，再平衡所依赖的扩大储蓄条件以及增加消费很难实现，而且资本的全球化以及更先进技术带来无人化趋势，为本地就业带来长期的压力；其次，这种前景制造了反全球化现象，正在撕裂美英等国，美国振兴制造业的国家战略以及人们的排外情绪会强化贸易保护主义，这种社会现实将对美国的结构性改革构成实质性的阻力。

　　相比而言，中国存量的供给侧就有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间，潜在较高速的增长也有利于收入增长与扩大消费，中国过去数年在研发领域的持续投入也将陆续进入收获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就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并能创造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接续市场创新驱动时代的到来。

　　应借鉴德国和美国经验

　　与其他大国不同的是，中国可以结合“德国式的制造业立国”以及“美国式的创新驱动”两种优势，而不是像美日德等国偏于一方。因此，我们首先要借鉴德国的结构性改革的模式，巩固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而不是在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因过高的生产成本，酿成产业空心化的危机。

　　在2008年发生次贷危机并席卷欧美之后，西方几乎唯一幸免于难的大国是德国。这不是幸运或巧合，而是结构性改革带来的胜利。早在本世纪初，德国经济受到增长放缓以及高失业率的拖累，制造业不断外迁。2003年，施罗德政府推出名为“2010年议程”（Agenda 2010）的长期结构性改革计划，这一改革的核心就是降低社会福利并让雇佣关系变得灵活。首先，政府说服工会同意以更低的薪资换取更大的工作法律保障，这使得政府得以削减当时占企业工资税40%以上的失业津贴和社会福利，取消过高的退休金，调低失业救济水平等；其次，解除对雇员过度的保护，让企业获得更大的用工灵活性，使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变得更容易，也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这项结构性改革让德国在2008年后避免陷入高社会福利支出导致的国债危机，并提高了本国制造业竞争力。

　　中国目前也面临过高的人工成本问题，且新的劳动合同法限制了企业更灵活的雇佣关系，尽管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似乎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已经染上发达国家的病症。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难以逆转的老龄化趋势，如果不能在老龄化社会降临之前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结构性问题可能像日本那样长期无法解决。因此，在开放二胎、延迟退休等政策之外，中国应该修改劳动合同法，给予企业更灵活的用工自由并降低企业社会保障的支出成本等。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应该学习德国政府，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产业工人进行持续的培训和教育，从而帮助中国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技术水平。

　　全球大型经济体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历史表明，没有改革的决心和一项合适的改革计划，结构性改革就很难完成。在上一轮全球陷入周期性的结构性危机的1980时代，美国的滞胀延续多年，领导人缺乏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除了提高利率让经济硬着陆之外，真正带领美国走出泥潭的是信息技术革命。

　　日本在1980年代面临结构性问题时无法制定一项完备的改革计划，当经济泡沫被武断的刺破后，毫无经验的政府应对时慌乱无措，在反对党、金融利益集团、强势政府部门、选民等多方博弈下难以形成改革共识，更拿不出具有全局性的改革方案，使得结构性改革不断拖延，再叠加人口老龄化以及全球化的冲击，日本时至今日都无法完成结构性改革。而本世纪初的德国，虽然时任总理施罗德非常幸运的推进了改革，但改革的阵痛也让他被迫下台，因为在这些国家存在“政治支持率与彻底改革不可兼得”的魔咒，能够在自己的任期内彻底改革具有高度的偶然性。

　　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预期的关系

　　中国是上一轮全球性结构改革浪潮中少有的成功者，并在30多年里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功的秘诀就是“渐进式改革”。现在，中国与其他国家重新站在结构性改革的起跑线上，中国具有制度优势，可以拿出一项系统性的改革方案，并能够保证改革长期的稳定性、统一性、适时性以及可执行性，从而避免像美日那样的硬着陆。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遵循中医思维的系统性改革，既不能让经济硬着陆，又能迅速推进，短长结合，推进供需平衡。这项改革的总药方是，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良好发展预期的组合政策。应当说，此次改革是吸取渐进式改革的精髓，但更强调改革而不是摸石头。

　　首先，供给侧离不开需求管理配合，适当扩大需求可以防止经济增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但需求管理又绝不能为追求增长而强刺激，需求管理的目的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目前看，全球范围内货币刺激政策已经失灵，应该考虑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稳定需求。

　　其次，营造改革的稳定环境，也需要稳住市场的预期并提振市场的信心。因此改革需要预期管理，应该提高政策的稳定性与透明度，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不能向市场传递混乱的信息与预期，更重要的是，必须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改革进程缓慢、反复会影响市场对改革方向以及改革决心的疑虑，不利于改革顺利推进。

　　其三，供给侧改革不仅能够提振需求，防范和化解风险，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同时又能增强市场改革的预期，是处于承上启下的核心位置。需求端为供给侧改革服务，供给侧改革又能强化市场信心与预期，市场增强信心又会刺激需求端扩张，形成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