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到底会不会"左右为难"？

　　本文系林毅夫在2016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上的演讲。

　　今年“两会”上，大家关注的焦点很多，但我接收到的提问最多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这个目标和态势，影响着中国能否在2020年的时候，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世界也非常重要，因为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疑问

　　世界经济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到现在发达国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复苏，欧盟的增长率在1%左右，日本去年负增长的，经济状况不好，所以采取了负利率的政策。美国状况似乎好一点，但也没有达到去年年初所认为的可以达到3%的增长目标。美国现在一方面在讨论是否要加息，同时也在研究是不是也要采取负利率，所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好。

　　在2008年危机之后，最初发展中国家增长复苏态势比发达国家好。但这一两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普遍不好，所以大家特别关心中国这个引擎，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对世界的增长做贡献。

　　要是中国这个引擎也停下来，影响的不仅是中国，会是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股票的波动影响全世界股票市场波动；中国的汇率正常的一个调整，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错误解读，作出了一些过激的反应。

　　现在我国“十三五”规划定的目标是在201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在6.5%以上，政府工作报告对2016年的增长目标是6.5%到7%之间。这样一个增长目标相对于改革开放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增长每年9.7%，已经下调了将近30%。

　　但对于这样一个增长目标能不能达到？很多人心里还是有一个问号，这是因为我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经济增长的速度节节下滑，到去年增长率6.9%。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率，而且，从2010年到2015年前后六年，经济持续六年的下滑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并且从今年1月份、2月份来看经济继续下滑的压力还很大。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的经济能不能真的实现“十三五”规划以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所定的目标？难免会有一些疑问存在。

　　在国内外有很多人对上述目标没有信心是因为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下滑，国外跟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于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造成的。体制，即国有企业占的比重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低。机制，是在很多资源配置上市场还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增长模式的问题是指，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消费的比重太低，这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于是，谈到机制、机制、结构的问题，不少观点认为不改革，经济下滑就不可能扭转而最终崩溃；即使下定决心改革，取得成效的时间可能会非常长，而且在改的过程中会非常的痛苦，于是，可能在未见成效前就引爆了改革开放以来积累额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国外很多声音唱衰中国，认为中国不改的话不可持续，要改的话，可能会把原来的矛盾激化。

　　最大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到底中国经济增长从2010年以来的持续下滑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就是由于我们体制、机制、结构性的内部原因造成的？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转型中、发展中国家，各种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肯定是有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有定力，下定决心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规划来改革。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问题。这个其实不难证明，因为在同一段时间里面，跟中国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

　　比如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从2010年以来也都出现了增长速度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远远超过中国。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也没有投资比重太高、消费不足的问题。同一段时间，他们增长的态势跟我国完全一样，而且降速更严重，必然是由于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其他高收入高表现出口比重高的经济体，尤其是像东亚的新加坡、我国的台湾、韩国等的表现。照理说我国体制、机制、结构、增长模式的问题他们都没有，但它们的经济增长也在2010年以后持续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也都远比我国大。这些经济体在同一时间有相同的表现，因此下滑必然有过外部性的因素和周期性的因素。

　　要看一个经济体在每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出口、投资和消费，这是一个等式，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首先是出口。发达国家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还没有完全复苏，失业率高、家庭收入增长慢，而且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家庭过度消费导致负债太多，家庭去杠杆，减少负债减后造成消费进一步受到抑制。所以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减少，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第二是投资，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每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投资，这些项目经过五六年都建好了，但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还在下行的轨道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入，投资增长就必然会慢下来，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都是如此。

　　第三是消费。我国的消费状况还比较好，因为就业状况较好，家庭收入增长比较快，去年经济增长6.9%，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7.4%，所以我们的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好于其他经济体。

　　综上所述，我国不能说没有结构性的问题，也不能说没有体制机制问题的存在，但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重要的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影响。

　　判断这个问题的原因，不仅对解释过去的现象很重要，面对未来也很重要。

　　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之后，为什么经济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不复苏？因为发达国家危机爆发有结构性原因。

　　照理说恢复正常增长，必须把那些结构性的问题解决掉，但实际上美国、欧洲包括日本，必要的结构性改革都还没有推行。这些结构性改革在发达国家，是要降低工资、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政府减少赤字。

　　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会增加，经济系统会稳定，从长期来看是好的，但是在政治上很难推行。原因在于目前发达国家失业率很高，虽然结构性改革对长期有利，但短期会降低消费和投资，经济增长会进一步下滑，失业率会进一步上升。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日本25年了，没有解决，推行了安培经济学也没有解决，对于现在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美国，我个人认为可能未来五年、十年都很难解决。我们国内叫“新常态”，国际上对发达国家有一个词叫“新萎靡”（New Malaise）和“新庸碌”(New Mediocre)。

　　扩大需求和结构性改革不矛盾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在“十三五”期间要达到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目标，对外的出口的增长是不可靠的，要实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里面所提出的增长目标，需要更多的靠内需的增长。有无在适度扩大内需求的情况下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不少机会，因为内需里分两块，投资和消费。如果我们真的把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想清楚，实际上是可以在维持总需求适当增长的时候，同时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在这一点，我想先澄清一个观点，过去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是因为我国的投资比重太高、消费比重太低，必须改投资拉动的增长为消费拉动的增长。在这一点上，从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方面，过去消费的比重占GDP为40%，但去年2015年已经达到66.4%了，增加很多了，但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把消费比重调整过来，经济就会好，相反经济下行压力反而更大。

　　第二方面，消费当然很重要，是我们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消费增长的前提是家庭收入必须不断增长。家庭收入要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不断提高，后者要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些都需要投资来能获得。所以，要保持内需的可持续增长，前提是要有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有效投资的增长。

　　眼下在保持投资适度增长的情况下，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其实这方面的机会很多，比如说我国现在有不少产业产能过剩，但这些产业都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这方面的投资是补短板的投资；我国基础设施还有很多瓶颈，尤其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像环保也需要投资；城镇化方面，我 “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达到城镇化率60%，也就是平均每年城镇化要增加0.8个百分点，进城就要基础设施、要住房，这些都是好的投资机会。

　　在这些方面，短期投资是需求；从长期来讲，设施建成了以后，都是供给面，可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生活环境。这些投资不是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的投资，这都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是能够提高生产力的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投资”。在经济下行时有好的投资机会是我国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点之一。

　　有好的投资，那肯定要有资金。资金方面，其实我们的状况还是比其他国家更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加起来的负债只不过占GDP60%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普遍达到100%以上，日本达到240%。

　　而且我们在用积极财政政策，和发达国家用积极财政政策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的基础设施很多是瓶颈的，这方面的投资会形成有效资产的，不像发达国家是挖个洞补个洞。

　　发达国家一般认为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应该超过3%，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要财政政策的钱是用来补短板的，赤字率是可以超过3%的，而且它是一个资产，所以净负债不会超过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财政赤字提高到3%，我个人认为在未来如果有必要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突破3%。

　　我们主要的问题是，用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借银行或影子银行的短债进行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期限不配套的问题。我很高兴看到财政部从去年发了3.2万亿的地方政府的公债来置换原来的地方债，将来这方面还有加大的空间。

　　除了财政的钱之外，还有民间储蓄高，占到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钱来翘动民间的钱。投资需要有外汇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等，我国有3.3万亿美元的储备，在世界居第一位。这是我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一般发展中国家不是政府财政状况不好，或民间储蓄低、或外汇不足，在经济下行时，也就没有办法做。

　　如果政府的钱主要用来补基础设施、环境、城镇化的短板，那么，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的产业的过剩产能就会少些，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快些，民间进行产业升级的积极性就会高。

　　如果有这些投资，就业就会增加。“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在未来五年达到6400万个就业机会，我认为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就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而且这些投资并不是“挖个洞补个洞”，而是能够提高生产率的补短板。生产率提高后，家庭收入就会增加，消费就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都增加了，即使在外部需求不足的状况下，就像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把这些可用的机会用好，我相信“十三五”期间保持每年6.5%以上的增长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两个翻番目标也可以实现。

　　并且如果我们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对全世界的增长贡献是1个百分点，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就只有3个百分点，每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在30%左右，中国还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这些投资也都是在补短板，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经济效率、质量会更高。并且，维持一个6.5%的中高速增长，也将为其他结构性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我相信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也能够实现，中国的经济会不仅增长得快，而且中国经济的效益和质量也会不断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