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琮：提高产业集中度能否化解钢铁产能过剩？

（周家琮 原攀钢集团董事、副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化解钢铁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而产能分散、产业集中度低，又被普遍认为是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甚至有人认为，钢铁行业的主要问题，不是产能过剩，而是集中度过低。于是通过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被认为是治理钢铁产能过剩的有效途径。然而，应该首先研究清楚的是，产业集中度和产能过剩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

钢铁产业集中度的中国国情

衡量产业集中度是否合理，并没有跨行业、跨国度、跨时代的通用尺度和绝对标准。目前断言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的依据，则是以钢铁工业发达国家为参照系、以钢铁产业高度集中的日本、韩国为样板。然而今天中国钢铁产业所处的国情和条件，与日本、韩国之间，存在诸多不可比拟的重大差异。

1、中国幅员辽阔，跨地区运输的物流成本不菲。钢材市场具备区域市场特点，和地理空间有限、不存在钢材区域市场的日本、韩国无法相提并论。中国钢铁产能如果像日本、韩国那样高度集中，远离钢铁产能所在地的区域，就需要远距离采购运输钢材，倘本地有资源，远不如就地建厂、就近销售、产能适度分散，更为经济。

2、日本、韩国钢铁工业所需的铁矿煤炭资源，几乎全部依赖海运进口，邻近港口集中兴建超大型钢铁企业显然十分经济。但中国钢铁工业历史上曾高度依赖国内煤铁资源，即使在今天，国内资源仍然占有相当比重，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内铁矿资源分布较广，依矿建厂，产能集中度自然无法和临港建厂的日韩相比。

3、依托国内铁矿资源兴建的钢铁企业，大多建在内地，受市场半径、土地和水资源、环境容量等条件约束，规模和布局受限。规模过大、产能过于集中，非但经济上不合理，甚至根本无法实现。

4、发达工业国家的钢材市场，以扁平材为主，适合大型设备生产，产能易于集中。而中国的钢材产品中，建筑钢材几占半壁江山，建筑钢材更适合中型设备生产、销售半径也不太远，因此工厂规模不宜过大，产能也就无法过于集中。

5、钢铁行业的供应链长、关联产业分布广、资金和劳动力密集，是地方经济和财政的重要支柱。在现有经济体制下，布局适度均衡，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合理布局，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除了少数三线企业因战备而建外，今天绝大部分钢铁产能的布局和集中度，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存在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以今天的眼光评价，虽可能不尽合理，但人为重新集中布局，可能更不经济可行。

产业集中不是产能过剩主要原因

1、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前期钢材紧缺、曾经连续三年“三攻5000万”，还是后来供不应求和产量过剩交替出现，直到今天产量的绝对过剩，钢铁工业的布局和集中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样的产能集中度，钢铁产量有时过剩、更多时候是不足，产量是否过剩和产能集中度之间，显然不存在周期上的对应关系。

2、世界各国钢铁工业的产业布局和集中度，不同国度、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制度，皆有高有低、各有千秋。但无论集中度是高是低，都没有出现像今天中国钢产量如此严重过剩的局面。钢材严重过剩，是中国经济独特的产业和市场现象，是三十多年来发展模式的特色产物，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它和产能集中度之间，也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3、前些年钢铁产能集中度的确有所下降，但究其原因，是经济过热投资过高、过旺的钢材市场需求，刺激钢铁企业纷纷上马扩张。相对而言，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规模扩张和数量增加，比大企业更容易实现、也能很快完成。中小企业的产能增加，导致了行业集中度的降低。也就是说，产能盲目扩张是因，产能集中度下降是果，不应该因果倒置。

4、笔者三年前曾撰文分析钢铁产能过剩的原因：高投资和房地产热导致钢材需求畸形过热，刺激了钢铁行业盲目扩张，一旦被透支的市场过热难以持续，钢铁行业迟早要吞下产能过剩的苦果；地方政府对GDP的热烈追求，推动了钢铁企业盲目扩张；国有钢铁企业急功近利、片面追求做大；脱离实际、助长了产能扩张的钢铁产业政策。

正确认识钢铁产业集中度

1、工业技术的创新、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为企业规模大型化、提高产业集中度，提供了可能。大型化和高集中度，可以更经济地配置资源，是工业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企业规模和产业集中度，又受到市场、技术、资源、管理能力等诸多条件制约，并非越大越集中效果就越好。产业集中度，还要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产业发展的历史沿革和员工心理、企业文化等相匹配，才能真正做到合理有效。

2、产业集中有不同层次，提高集中度要分清层次，才能有的放矢。产能集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工厂层次。主要生产设备和过程集中在同一厂区内，大型化设备具备更好的技术经济指标，生产线的集约降低了配套和物流成本，高产能摊薄了单位产能人工成本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的成本，从而实现显著的规模效益。

产能集中更普遍的形式，是企业集团层次。产能集中于同一企业集团，但工厂和下属企业异地分布，跨国钢铁巨头阿塞洛-米塔尔即为典型。工厂化集中所特有的规模效益，对企业集团层次的产能集中而言，大部分不复存在。集团层次集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投资并购、市场控制、协同效应、资金运用、抗风险能力、技术和管理资源共享等方面。国内钢铁企业此前提高集中度的努力，也大多在这一层次推进，迄今为止效果尚不明显。

产能集中的最高层次，是将产能集中于同一资本旗下、归一个老板所有。计划经济时代产权单一，在所有者层次上，产业集中度最高，效率却最低。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钢铁央企，还是隶属于同一国资委的地方钢铁国企，本应发挥资本层次产能集中的优势，在资源共享、产业规划布局、避免市场恶性竞争等方面，大有作为。遗憾的是，上述资本层次产能集中的潜在优势，似乎迄今并未得到发挥，值得各级出资人代表深刻反思。

在上述不同层次的产能集中模式之间，有时并没有绝对清晰的界限，存在若干混合或过渡形态。但无论哪种层次，都不应为集中而集中，而应当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切实可行的集中层次，才能有的放矢、实现提高集中度所预期的优势和效益。

3、集中度之于行业，正如体重之于健康、GDP之于经济，只是反映其特定时期某一方面的指标，既没有通用、唯一的标准，更不应成为行业发展刻意追求的目标。除了“大炼钢铁”和“准备打仗”时期的孑遗外，中国钢铁工业的绝大部分产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中建成的，在布局和集中度的形成中，市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大体合理和经济的。当然，在后钢铁产能过剩时代，钢铁工业必须调整结构、改善布局，但这同样必须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让企业起主体作用，在结构优化过程中实现集中度的调整。集中度的改善，是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果而非起点。无视市场规律，脱离企业实际，盲目向国外看齐，通过行政干预简单地把提高集中度当作结构优化的目标，是对行业结构优化的本末倒置。

提高产业集中度非治本之道

1、钢铁产业的结构调整，应该以去产量为目标、而不是通常说的去产能。在后工业化国家，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是产业常态，并不必然导致市场供求长期严重失衡。欧洲的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普遍不高，也可以说是产能普遍过剩，但并没有出现钢材产量的严重过剩。产能过剩，只是产量过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原因，钢材市场失衡的供给侧治理，其真实目标，应该是过剩产量、而非过剩产能。

2、抑制产量过剩、实现供求平衡的常规途径是企业减产，并不一定是去除产能和关停企业，后者只是抑制过剩产量的极端形式和最终结果，而非去产量的起点和惟一途径。钢铁工业当前之所以需要大规模去产能，是供给侧的企业局部丧失了市场主体的功能，对钢材市场严重供大于求的信号，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合理有序的削减产量。去产量的治本之策，在于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使企业回归市场主体的行为理性，而不是简单去除原本是结果而非原因的产能。否则产能即使一度被去除，一有机会势必又将卷土重来。

3、提高产能集中度有三种可能途径，一是产能位居前列的企业通过建设扩大产能，目前已无多少空间；二是关停位于行业长尾的中小企业或产能，难度很大代价不小；三是兼并重组，表面看起来似乎最为便捷、容易见效，从而成为首选。实践证明，通过兼并重组提高了集中度的钢铁企业，在上一轮钢铁热中，同样没有控制住产能产量的扩张。

4、深化企业改革、转变企业经营和投资机制，才是实现钢铁产业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钢铁行业的治本之道，并非去产能、甚至也不是去产量，而是改革导致产量产能恶性过剩的机制。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合并不等于改革；做大更未必是做强；一些本可暴露、并通过改革克服的弊病，反而可能因兼并被暂时掩盖。特别是一些本应破产退出市场的企业，在产能集中的旗号下，其产能并入其他企业得以继续生存，破坏了淘汰产能的市场退出机制。这样的产能集中度提高，与去产能去产量的初衷之间，无异于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