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性改革启动新一轮J型增长

　　文/周天勇 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20世纪1978年后30多年来，文革后期、80年代后期、世纪末后期三次经济增长下行，将其翻转到上行，并实现J型增长，不是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现的，也没有看到技术进步和产业革命是其启动的初始力量，而是党和国家经济工作重心转变、农村联产承包，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允许外资进入，加入WTO倒逼改革等，三次力量非常强大的突破性改革启动的。

　　这一次新的中高速经济增长，还不可能由颠覆性创新和产业革命启动。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次经济增长速度拉起，将L增长型翻转到J型增长，可以依靠技术和产业创新来实现。我判断可能性不大。理由是：

　　（1）需要至少10年以上的时间。从第一次和第二次颠覆性技术出现，到形成工业革命，在百年左右的时间；第三次信息颠覆性技术到形成工业革命，时间在50年以上；第四次技术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时间更加缩短，但是至少可能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

　　（2）与前几次单一，或者几个少数颠覆性技术出现不一样的是，这次产业暴发式革命，需要一组、多个、交叉、复合，互为影响和配套的颠覆性技术出现。中国现在开始，培育、发现、试验到成熟，以及大规模应用，形成一组颠覆性的技术及其引暴的产业革命，可能不是10年内能完成的事。

　　这一次新的J型增长，也不可能由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这在2008年底时有一次操作，即计划投入4万亿元，而且在2009年新增人民币贷款9.5万亿，新增外币贷款折合1万亿元人民币，到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跌破8%，一直到2016年上半年。而且，在经济主力人口收缩的情况下，量化宽松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的刺激，有时不起作用，主要是因为以经济主力人口为基础的消费总需求在萎缩。特别是由于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制造业全面过剩，即使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也不能流入现有的实体经济领域。比如，2016年贷款部门7月新增贷款4636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仍超1000亿元，而且其中的4575亿元是居民住房贷款，可见实体经济贷款少之又少。[1]也就是说，中国遇到了日本一样的问题，即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失去有效的作用。

　　而且，选择一般性、单项性、成本过高性的改革，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农村耕地体制改革等，也很难启动新一轮的J型经济增长。

　　我认为，从目前已经从事过的改革领域看，只有产权体制改革，还是没有到位；然而，这也给通过进一步产权改革来释放各方面的活力和动力，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其涉及到各个方面，如知识产权的明确和保护，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股权换安置和搞活的改革，建设项目的PPP模式，农村宅地林地耕地的优化配置，城镇资金以市场的方式流入农村，事业中土地等闲置资产的盘活和企业化，废弃地盐碱地改造利用，护林育林与林下经济，形成现代股权和治理结构合理的跨国公司，以房养老保障的推广，用土地和闲置资产等安置下岗职工，房地产永佃制换取征税权等等一系列改革和搞活，都与产权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有关。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所谓产权，按照德姆塞茨的定义，它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工具，有助于人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理性预期，这种预期一般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道德规范来表现。产权的所有者拥有对自己资源的处置权，他希望社会能阻止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干涉，只要这种行为又受其产权约束条件的限制；[2]简言之，产权是一种权利，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3]在产权经济学家看来，产权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并通过对行为的这一效应，产权安排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产出的构成和收入的分配等。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对产权的界定经历了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建立排他性的产权制度；第二，建立可转让性的产权制度，产权的交易、转让是与社会分工、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建立与各种组织形式创新联系在一起的产权制度，如股份公司制度的建立和演进等。产权制度实质上包含一组产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资源的控制权和资源的收益权。如果收益权与控制权相脱离，就只会有残缺产权；如果收益权与控制权被结合在一起，并落在同一主体上，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产权。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来看，社会制度的演变都朝着建立与健全完整产权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是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4]

　　前面我们也已经讨论，从这几年国民经济运行的情况看，一是经济形势下行，国内需求相对萎缩，劳动力土地环境等成本上升，许多国内企业或者转移产业，或者向外转移资金，到外投资设厂，买地置业；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前多年有舆论争论私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这几年不时地有报刊载出坚决不搞私有化的文章，也有学者甚至以共产主义目标为由，提出均贫富；三是重庆等地，确实发生了“唱红打黑”，先将私营企业家抓捕入狱，再进行“犯罪”侦察，期间就没收拍卖企业家财产的现象。一时间全国各地许多企业家人心惶惶，觉得经营、财产和人生不安全，相当多的私营企业家办理投资移民。产业和资金的外流，对于中国国民经济处于下行的势态，更是雪上加霜。

　　从保护和鼓励创新的方面看，我国科技产权和市场制度仍然还不完善，一是在单位中，发明的集体和个人之间的贡献不能以产权的形式来明确，特别是国有事业和企业中，个人贡献往往被集体和团队化，利益被平均和大锅饭化，知识产权被单位化；而在市场上，新发明应用的技术，往往被盗仿，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司法制度不健全、审判不公正等，侵犯知识产权者却无法被追究。这样集体和发明者个人不分和盗仿得不到惩罚的环境中，创新艰难，积极性难以调动，发明者保护自己产权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使创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大打折扣。

　　如果要遏制住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行，并且重新启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从前面的分析看，只有一个选项，即大力度和突破性的体制改革：

　　（1）这项突破性的改革，政府无成本，无涉及利益受损的阻力，受到全体人民的赞同，与前三次突破性改革一样的是，遇到的可能是只是意识形态的上的阻力；

　　（2）这项改革，可以使持有资金、技术、经营能力的投资创业者，对未来的经济安全、市场前景、经济盈利等有一个可靠的预期；

　　（3）它可以使资金、劳动力、技术、经营管理等要素，向这种改革起作用的国内各经济领域大规模流入，形成投资需求和新的生产能力；

　　（4）在对外的经济循环中，它可以增强国民经济本体对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和营养的吸引和吸收能力，改善各种国民经济增长要素过度外流造成的经济下行症状；

　　（5）它可以在各个方面和多个领域，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通过投资、创新、创业、创造和就业，形成较多的新的GDP，创造更多的国民财富；

　　（6）这项改革，可以通过在创业和就业创造财富的同时分配财富，实现收入支配的需求与扩大供给的财富相平衡；并且使低收入阶层向上流，中产阶层规模扩大，减少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在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用积极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

　　那么，这项突破性改革是什么呢？需要的是牵一发而能带动全身的改革。我认为是财产权明晰、使用财产权永佃、司法确保私人财产安全。

　　（1）个人创新要得到承认，集体和单位创新成果，知识产权要尽可能分解到创新者个人，以激励发明新的专利技术，形成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