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大任务落地

为期4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21日正式落下帷幕。至此，2016年经济增长任务和政策基调已基本确定。

本次会议虽然依然延续了过去三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但宏观政策的口径略有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

宏观政策基调的微调正是为了可以更好地配合明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些年谈经济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谈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按照这个框架去展开。”12月22日，中国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创立者、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滕泰看来，过去中国更习惯于进行总需求管理，而本次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置于空前重要的地位，并提出“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所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无不体现着“供给侧改革”的管理思路。

战斗打响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冒头的“狙击任务”：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正式落地。

“供需失衡”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新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正是决策层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供给的思维重新审视改革，这是一个总体的、精神的改变，在这个基础上又提了一些配套措施，把五大措施都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配套措施了，把以前的宏观政策的地位都做了调整。”滕泰表示。

事实上，从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供给侧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推动力就慢慢开始发生改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供给侧改革”正式扩容。会议表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这成为整个大会最核心的一个表述，被认为代表了中央调结构思路的重大变化。

“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总体的、大的思路，因为从投资消费出口等需求侧来看，边际效应在递减了，增长潜力不大，但是回到供给侧来看呢，劳动、土地、技术、管理、资本五大财富源泉，深化要素体制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如果这样做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大，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反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也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阶段的必然选择、主动选择和战略性选择。只有从这方面着手，重启改革，才能开启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新的上升周期。”滕泰对本报记者说。

与供给侧相对应的，则是需求侧。“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

“在供给侧，对于新的领域、新的业态、新的技术、新的产业，要加大支持力度，如税收、土地等政策，对于供给老化的产业，要去产能、去库存，要慢慢转型，形成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同时要全面降低要素的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用电量，能源成本、资金成本、税收成本，都得下调，去产能，去库存，去成本，去杠杆，都是供给侧改革，要素成本下降，需要深化体制改革，想降低劳动用工成本，可能户籍制度、社保体制、人口政策都得调，否则下不来。从供给侧出发，围绕着财富的五大源泉，深化要素体制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改革的方式推进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是贯穿未来，方向性的转变，不光是明年的战略，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任务。”滕泰表示。

落到企业去

“歼灭战”中，“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是其中重要一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企业可盈利”应该是经济转型的核心指标，也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

事实上，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之一，也是要通过减税增加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刺激新兴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实体企业成本加速提高。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年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6%，各种税费占比9%，主营利润占比仅5%。在主营业务成本中，原材料成本、资金成本、交易成本又占大头。

在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看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重点是“实体经济”。前些年的金融危机，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实体经济的“压舱石”作用，很多国家重新提出了实业兴国战略。因为，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要简政放权，要降低企业税负，更重要的是：“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

我国宏观税费是全世界最重的国家之一，很多税费没有通过法律，“十三五”清费立税，都会是下一步的行动。此前，中金公司发布研究报告称，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高达37%，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平均在30%-35%之间)。

“在减少行政性收费方面，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往往中央政府决心很大，落地却有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更有效的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直接提高企业利润、刺激企业投资;减少个人所得税，直接提高个人消费。”滕泰认为。

“减轻企业负担，除了下调宏观税负外，调减企业非税负担更关键，包括下调不合理收费、社保调减、减轻企业综合负担，如红顶中介寻租带来的综合成本，以及更有效融资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性金融、产业基金等配套改革措施。”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表示。

此外，中国还将通过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除了货币政策等工具外，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还要坚定坚持金融改革的方向，解除金融抑制，推动融资结构优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此来降低融资成本。周德文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可将民间借贷合法化，作为规范和补充融资的重要方式。

来源   华夏时报

(编辑者：wang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