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去产能企业职工如何精准安置的调查和思考

一天能烫300多条裤子，月薪已有4000多元的李居民，刚刚成为一名熟练工，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家。8月14日，他舍弃5个月前来常州时的全部梦想，背起行囊，踏上了返途。
　　李居民成为17人中的第13名离职人员。
　　今年3月22日，安徽淮北矿业集团首批17名矿工走出大山，来到黑牡丹集团常州荣元服饰有限公司当起了缝纫工。这是江苏首批接纳安置省外“去产能”企业职工。
　　一边是去产能企业有大批富余人员，一边是发达制造业基地需要大量操作技工。这次首批安置去产能企业职工人数不多，主要为后面大批分流矿工积累经验。可是，近8成打了“退堂鼓”。
　　优势互补的大好事，为何那么难？
　　一
　　李居民今年40岁，进入常州荣元服饰有限公司后做整烫工。半个月前见到他时，他一手拿着熨斗，一手按住裤脚，沿缝均匀地平烫着，动作十分娴熟。他还很认真地说：“我只会烫裤子，烫上衣还没学会。要努力学，尽早把整烫全弄熟。”
　　可是，8月14日他却说：“来了快5个月，只回了一趟老家，还是‘五一’节。虽说两地相隔并不远，但来回一趟，花在路上的时间也要两天。上有老人，下有两个孩子，不放心哪。这次，家里帮我在老家找了一份合适的工作。尽管在这里干得很顺手，但权衡再三，赚钱重要，照顾家庭更重要。”
　　与李居民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侯春雷，他来常州不到1个月就离开了。他说，自己祖辈都是矿工，15年的采掘生涯，让他对煤矿有了一种特殊情怀。去年底，因所在矿组停产，尽管心里有许多不舍，但出于对新生活的渴望，他义不容辞来到了常州。
　　上班第一天，侯春雷信心满满地说：“来到这里，点亮了我们全家新的希望。我会通过努力，让父母、老婆和孩子过上好生活。一旦有机会，会把他们一起接过来。”
　　22日电话连线他时，他说：“我也很想留在常州，但梦想与现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眼前最重要的还是家庭，他们离不开我。”
　　回到老家的侯春雷，被淮北矿业集团安排到另外一个矿区工作。可是没干满1个月，他又辞职了。“从采掘工到缝纫工，再到采掘工，苦与累并存，那工作环境已不适应。回头想想，我还是很羡慕留在常州的工友。”
　　关于今后的打算，侯春雷激动地说，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机会去努力，首要的是多学点技术，才真正有奔头。
　　二
　　如果说家庭的牵挂是远离家乡的转岗者的一大心结，那么，对环境和工作的不适应，则成为他们面前的一大鸿沟。
　　作为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常州，需要的不仅仅是劳动力，更需要高素质的熟练技工。
　　这17名矿工到常州的第一堂课就是封闭式技能培训。
　　“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先是进行针对性培训，内容尽量单一，通俗易懂。再通过视频、面授、实际操作等培训课程，以‘一对一、一对二’的‘师带徒’方式做好传帮带，使他们尽快掌握有关操作技能。这样，才能让他们有自信心。” 荣元服饰副总经理贡国尧说，为了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公司特地把他们的住宿安排在一起，四五个人住一间，并发了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他们自己只需备一些换洗衣服就可以了。同时，考虑到饮食习惯不同，公司还专门开了“小灶”，为他们提供面食，每天还有17元伙食补贴。
　　岗前培训结束，公司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把他们分别安排到缝制、后整理、水洗等岗位。
　　公司实行小时工资，保证每天不少于100元。等他们完全熟练了，再实行计件制。“其实，缝纫、水洗、整烫这些活，用点心一两天就能上岗操作，但磨到熟练也不是件容易事。” 贡国尧说。
　　第一个离职的侯春雷，就有这种感受：“工种的差异，让我有点不适应。去与留，是双方磨合的过程，或许企业对我的工作也有点不满意。”
　　服装企业有相对的用工取向，更多需要的是年轻女工。当初来的17人，年龄普遍偏大，大多数在40岁左右，而且只有竹艳一位女性，她是随丈夫费圣明一起过来的。
　　“80后”的竹艳说，来常州后，学到很多，还掌握了一门技术活，能独立操作自动锁眼机了。她现在按计件制拿薪，每月近4000元，很满足。
　　实行计件制，一般每人每月都有3700元以上的收入，多的超过4000元。
　　今年30岁的费圣明，中专毕业，因喜欢电脑，被分配在缝纫车间跟着师傅向长丽做“排程”。本月14日见到费圣明时，他正在按照样板要求在电脑上“排程”。
　　他说，现在的工作，他很适应。
　　在生产车间见到了37岁的张飞，他原来在矿上从事巷道掘进，现在负责打服装上的圆头眼。工位旁的服装堆得像小山，他紧盯着机器，两手在机器与服装之间舞动，卖力地干着活。
　　“一天能打多少件？”
　　“3000多件。”
　　“有没有次品？”
　　“几乎没有。”
　　他还说，在这里，大家都格外照应他，遇到什么难事，都乐意帮助他。
　　在留下的4人中，年龄最长的是刘伟。刘伟43岁，总像大哥哥一样为大伙儿鼓劲。他说，水洗工段比其他工种要累，但技术含量小，这对他们矿工来说比较容易适应。“等孩子一结婚，就准备把老婆接来常州，一起在这里打拼。”刘伟说。
　　贡国尧分析说，从矿工到缝纫工，工作环境好了，但要能坚守下去却并不容易。服装企业，一人守着一台机器，活动范围小，而且要求连续工作，节奏快，有时还要加班一两个小时，有的人可能就不习惯。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岗再就业是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刀阔斧去除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是痛在当下、利在长远的必由之路。去产能，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职工安置。对此，江苏、安徽两地总工会主动作为，在输出地和接受地企业之间进行对接，两地企业也都做了精心安排。
　　但是，究竟应该如何精准安置去产能企业的职工呢？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常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陈满林认为，目前有3个问题值得思考与研究。
　　首先要充分考虑就业体制环境变化。与20多年前国企改革大批人员下岗最大的不同是，现在我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各类托底保障使得分流人员生存压力大大降低；何况，此次去产能国家拿出了相应的配套资金，一些分流人员危机感并不强了。
　　其次要充分考虑就业价值观的变化。过去30年中，人们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中西部来到东部地区，是因为极度贫困，迫于生计，别无选择。如今，人们重视个人的幸福，学会了权衡比对，建立了综合性价比概念。比方说，离乡就业，虽然收入较高，甚至比较体面，但要面临夫妻分居，不能抚养老人和教育小孩，以及他乡生活成本高等问题，因此感觉不划算。
　　第三要充分考虑互联网条件下人们就业方式的变化。互联网实现了生产、生活的智能互联，使灵活就业、精准就业成为可能，它不但提供了个性化就业方式，而且降低了就业成本。比如，武汉钢铁厂分流人员主动开滴滴专车，还有部分人员加入快递大军，或者开网店等。这些就业，灵活自由，而且收入不菲。我们不要去责怪17人中离开的13人，而是要去研究他们的实际需求，并加以适当引导。
　“企业自身也应当反思”，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用工荒已不是一年两年了，每年企业都绞尽脑汁招工，可是收效甚微；如果企业顺应产业梯度转移规律，把生产基地搬到劳动力富余的欠发达地区，岂不是一举多得。